然而，高兴给作之于这么一个“神隐”的传项成知名作家，在中国国内却有一本他的任务传记。7月12日，昆德米兰·昆德拉去世的拉传消息传来，澎湃新闻记者当晚拨通了传记作者，高兴给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传项成东欧捷克文学研究专家高兴的任务电话。提及自己的著作《米兰·昆德拉传》（2005年，新世界出版社），高兴却坦承给昆德拉作传，“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口述：
我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传记来写，书中只是对他的人生和作品进行梳理，可能是当年出版社出于市场考量，定名为《米兰·昆德拉传》。其实，给昆德拉作传，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是一个严格封闭个人私生活的人，他的生平和经历都是有意向世人严加封锁的。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从他的作品找出各种线索，通过种种迂回的途径来贴近他的人生，毕竟在他的作品中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书的重点是在介绍他的小说和小说理论，希望给读者尽可能地呈现一个小说家形象的昆德拉。过往我们对于他存在太多的误读，当然，他的确也是一位容易被误解的作家。
由于他的出生和成长背景，特别是他成名的机缘是同1968年“布拉格之春”紧密相连。所以他特别容易被染上意识形态的色彩，而这恰恰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一开始，西方把他作为社会反抗型的作家来接纳，但他更愿意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的米兰·昆德拉。他来到法国后，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恭维他的处女作《玩笑》“是一把头投向斯大林主义的匕首（大意）”。这话令他勃然大怒，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写的就是爱情故事。
当然像他这种决绝的姿态，某种程度上也有点矫情。因为不管怎样，他小说中的时代环境的确无法同政治色彩剥离干净。但有一点还是足以证明他是位严肃的小说家，他探索的主题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主题，比如存在、进化。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应该译作《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存在，才是他最感兴趣的话题，而不仅仅是生命。他在书中探讨了“轻”和“重”，以及媚俗等等。
“存在的勘探者”是昆德拉对小说家的定义，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他经常说哲学家的任务是回答问题，而小说家的责任则是提出问题。同时，在小说形式和艺术上，他做出了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比如他认为小说中，只要是对小说本身有用，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他的小说中跨文体的色彩很浓，而且他经常会去打破故事的连贯性，经常让一些人物和情境无头无尾，而无始无终的故事则都服务于他自己的哲学思考和沉思。
昆德拉的小说十分机智，各种主题的转换也流畅巧妙，充满了怀疑精神。同时他又在作品中引入了游戏性，告诉读者，人性也好，世界也好，并不是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人们往往会觉得政治和性是他的作品的关键词，的确，他的小说中常有情爱场景的描绘，但这只是他的写作策略，并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昆德拉的小说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各个阶层都有他的读者，有些人欣赏他的诗意和哲思，有些人只是关注有趣的情节。
昆德拉小说的语言简洁凝练，接受感很强。在结构上也引入音乐复调的形式——他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底蕴，这源于他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家庭，成年后他甚至可以为诗歌谱曲。他对于美术和电影也有相当的习得，小说中的插图很多是他自己画的。实际上，他是个醉心艺术的人，只是在尝试了很多艺术门类后，最终确定自己要当小说家。他的好几部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最著名的便是由《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改编的《布拉格之恋》，但他对这些改编并不满意，认为过于偏向小说中的政治抗议部分，但自己最看重的对世界的拷问，这些哲理沉思部分则被淡化了。昆德拉是1929年4月1日出生的，那天是“愚人节”，我觉得这成了他一生巨大的隐喻。
昆德拉在后来更愿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法国作家。他认为相较于捷克语，法语是更通用的语言，法语写作更能够把自己推向世界。同时，法国文学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源头，是他文学的故乡。再加上法国在他最困厄的时候，接纳了他，授予他国籍，这都让他对法国怀有特殊的感情。即便2019年捷克政府恢复了他的国籍，他也仅仅把这视为象征性的仪式，依然在法国定居。
昆德拉晚年遇到的一场最大的风波是“告发事件”，捷克国内有人从内务部的档案里找到了他的名字，称他曾是警方的“线人”。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件事对昆德拉的冲击还是很大，他为此特别郁闷，几乎闭门不再见客。另外，以他的文学成就，早就该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对于这样一位老人得不得诺奖都无损于他在文坛的声誉，但终究是一个遗憾。我想他是带着一点小小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昆德拉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译介进国内。当年有两位外国作家可以说在社会上引发了现象级的关注，一位是昆德拉，另一位就是马尔克斯。之于后者，大家在认识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阅读昆德拉就见仁见智了。一开始评论界还有人把他的作品归于“伤痕文学”，这肯定不是他的本意。
最初作家出版社以“内部资料丛书”的方式来介绍他的作品，即便如此，当年也克服了重重障碍，甚至要征得捷克驻华使馆的同意。我认为这也是当时中国出版界的智慧，越说这是“内部资料”，实际上更引人注目。上世纪80年代，人们都是如饥似渴地接受异域的文学，第一个译本便是著名作家韩少功和姐姐韩刚的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尽管里面有一些理解上的误解，却是纯正的中文表达，对昆德拉的笔触也有基本的把握，一下子就引发了“米兰·昆德拉热”。之后作家出版社又把他的《玩笑》《为了告别的聚会》等从英文本译介过来，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版权公约。
这个热度持续了十几年。80年代的知识阶层聚会，几乎言必称米兰·昆德拉，如果你没看过他的书，那简直就是有点out了。除了小说作品，他的小说理论也对中国作家和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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