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起，财政中国已连续12年实施积极的政策作财政政策。

　　中评社北京4月22日电／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更加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积极精准国内外专家预计此次疫情的财政影响可能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对冲疫情影响，政策作各国普遍加大了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更加G20特别峰会声明，积极精准成员国向全球注入超过5万亿美元资金。财政欧元区国家正在酝酿达5000亿欧元的政策作刺激方案，而在此之前，更加一些国家已经发布相关政策，积极精准如德国于3月23日出台了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财政经济纾困计划。中国财政政策的政策作推出也经历了多个阶段。2月21日召开的更加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根据中央部署，中国财政政策持续加力，截至3月下旬，各级财政安排疫情防控资金超过1210亿元，计划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3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要求，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决定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经济参考报发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李明文章表示，比照国际经验，通过提高赤字率等三措并举，中国新增财政支出规模应该不低。在支出方向上，市场预期，新增财政资金除了可能用于补充政策性金融机构资本金、引导加大对中小企业流动性扶持，补充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托底外，余下大部分应为项目支出。同时，在对项目支出方向上尚未形成共识。争论的背后，是对“更加积极有为”的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综合我们前期在《管理世界》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想法：　　“更加积极有为”的内涵　　文章介绍，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起，中国已连续12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过，从政策着力点看，不同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不同。早期，侧重通过扩大支出实施总需求管理，党的十八大后，致力于通过支出结构调整和大规模“减税降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疫情发生后，中国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直至提出提高赤字率等三项举措。毋庸置疑，“更加积极有为”包括扩大支出规模进行总需求管理的含义，但若放在较长的历史视野来看，政策既是立足当前的应急之策，也是着眼长远的奠基之作。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并从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等多个维度作出具体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实现路径，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表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此外，2018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提出，“要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从以上规定和要求看，“更加积极有为”融合了支出扩张和结构性改革两重规定性。一方面，要更好支持活企业、扩内需、稳就业、助脱贫等，另一方面，要为长远发展形成良好物质和非物质资产，概括来讲，就是要在支出扩张过程中，始终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推动治理水平攀升。　　应精准着力的方向　　文章指出，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的方向，要在疫情带来主要问题的基础上，结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确定。短期看，疫情导致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生存压力加大，次生风险累积。中长期看，疫情更是暴露了经济社会治理中的一些短板和不足。聚焦上述短板和不足，对新增项目支出，我们建议明确以补短板为重心，有进有退、有保有压，以更大的结构性改革力度，统筹应对疫情冲击和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疫情暴露的短板和不足包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低、区域经济格局不合理、城乡结构持续失衡、青年群体责任与活力不匹配、社区治理基础薄弱等。　　补短板有兼顾长短期的复合功效。首先，补短板是扩内需的重要方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资源配置，发展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产业和领域(如新基建、夯实社区治理基础)，一方面有助于直接增加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通过提高收入、通过产业升级推动消费升级，带动增加最终需求。其次，补短板是惠民生的重要途径。人民对美好生活(如生命健康、优质教育、高品质社区生活环境)的需求，多集中在民生领域，补这些短板，是增强居民获得感的有效途径。再有，补短板是调结构的重要渠道。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先进制造业发展不足；发达地区引领力不够，城镇化质量不高、对城乡融合贡献低；青年群体责任心、消费及创新能力强，但压力大、负担重，改进这些不足，是调结构的体现。　　积极财政政策补短板聚焦的主要方向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要加大关键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从防控过程看，制约中国疫情防控的突出短板有两点。首先是医疗资源不足，这与中国公共卫生投入总体偏低、支出结构不合理有关。新增财政支出应进一步支持提升卫生防疫的作用，结合分级诊疗改革方向，科学布局并加大医院、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和诊所投入，高水平建设医护院校和科研院所，加大医护人员培养和科学研究。其次是科学和人文素养欠缺，助推了危机的发生和扩散，增加了防控成本。一方面，要在科学调整学科结构的基础上，支持进一步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普及率，优化本硕博学生比例；另一方面，支持着力选拔组建专门队伍，采用多种渠道，持续开展科学和人文知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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