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苗翠花”女农民模拟外交部发言人录制讨薪视频，上访射权引起网友热议。不上10月21日，网折视频策划者现身。利救他称拍摄视频完全出于公益，济困境未收取任何费用，上访射权“上访不如上网”说起来挺悲哀的不上。(10月22日《新京报》)与“以死相逼”的网折讨薪法相比，模仿发言人讨薪，利救虽然多了几分戏谑的济困境意味，但至少不至于那么沉重。上访射权无论是不上上演跳楼秀，还是网折视频中新闻发言人，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的利救标签：弱势群体。按照学者李强对弱势群体的济困境划分：他们显然都属于“自然竞争”中产生，没有谁需要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包括其自身。一个国家，即便发达如美国，只要尚未大同，弱势群体必然存在，这样的群体存在，也并非能渲染人间悲情，客观地说，他们的弱势应仅体现于职业能力上、品位追求上，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讲，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

　　但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群体，不仅体现在职业能力上的弱势，更是在权利救济上的严重失势，而这恰好是最可怕的。农民工遭遇欠薪并不可怕，如果权利救济渠道通畅，法治彰显，农民工可以顺畅地在法治范畴内寻求到公平正义的权利救济，又何至于要跳楼相逼，又何至要模仿新闻发言人讨薪呢？

　　我们正在寻求社会和谐、探寻包容性增长之道，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嬗变，如何观察一个社会变迁是否在走正步，权利生态便是最好的晴雨表。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没有保障的权利也不是权利，如果权利沦丧，一个社会的发展之本便不存在。回到“上访不如上网”上来说，上访本是法律赋予的权利维护之道，这是有制度保障的，但如果制度保障的作用都被消弭，非正式制度渠道反而成为弱势群体的信赖力量，这不是民间力量强大的凸显，只不过是权利在死死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权利救济并不是要让政府救济成为唯一的渠道，民间力量的培养依然值得鼓励。从此次模仿新闻发言人讨薪来看，其社会效果不在于为看客们提供了一段极尽戏谑意味的视频，更在于这段视频能引起媒体力量的关注。当弱势群体话语权缺失，传媒的跟进，或许可以成为权利救济不得已之下的另一路径。如果话语权始终得不到保障，寻求传媒接近很可能成为权利救济的路径依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发生权利被侵害的第一现场，当事人想到的不是寻求制度保护，反而希望寻求媒体的介入，希望在媒体的介入下，引起权力的关注，进而实现问题的解决。

　　因为跳楼相逼而讨薪成功，已不少见，模仿发言人能否讨薪成功，尚且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此次网上一“闹”，至少换来了对方回应，显然比上访更有效果。但这样的维权方式显然都不能成为常态，无论对维权者或是强势者而言，都是博弈中最次选择。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唯一可行的途径便是纾解权利救济困境，建立通畅的权利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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