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根指头，撬动三军撬动三军

有一张载入史册的一根指头照片，拍摄时间是撬动三军1985年6月4日，地点是一根指头军委扩大会议会场。照片中，撬动三军邓小平伸出一根手指。一根指头

7天后的撬动三军6月11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一条震惊世界的一根指头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撬动三军第八次大裁军。这次裁军并不是一根指头简单的数字加减，而是撬动三军机制上的战略结构大调整，目标只有一个：走中国特色的一根指头精兵之路，建设一支强大的撬动三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

★精简整编，一根指头势在必行

“用改良的撬动三军办法，根本行不通”

“裁减100万是什么概念？意味着我军将减少四分之一的员额。”一位军史专家说，作出这个决策，需要对国内外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和科学的预见，需要有坚定的决心和超人的胆识。

其实，早在1978年5月，邓小平在同当时的总参谋部领导谈话时，就曾指出：“我们军队的状况，还是1975年讲的，就是三种状况：软、懒、散；五个字：肿、散、骄、奢、惰。”“这么庞大的指挥机构，指挥战争是要打败仗的。”

此后，我军分别于1980年和1982年进行两次裁军，尽管总员额从1975年前高峰时的600余万减至1984年的400余万，但军队仍存在机关庞大、官多兵少的问题。

如何解决？唯有“消肿”。但要进行大力度的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记者在翻阅相关资料和报道时，看到这样一个细节——早在1982年酝酿裁撤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期间，就有一位老同志找到负责裁军工作的时任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怒气冲天地说：“你知不知道铁道兵的历史，你这样做，是要犯历史性错误的！”

然而面对种种阻力，邓小平很坚定：“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这一次，他拿定了主意，要采取革命性的行动——裁减员额100万！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并不太平。此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裁军，有人担心会削弱军队战斗力。邓小平慨然作答：“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其实，他早已敏锐洞察到，当时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

以“消肿”为突破口，人民军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裁减，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就此展开。1986年，裁军百万的战略性行动总体完成；1987年，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

裁掉100万，减至300万，我军一度臃肿庞杂的状况得到基本改变。

★精兵合成，质量建军

“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

铁翼飞旋，陆战雄鹰腾空而起。初夏时节的中原腹地某机场，第82集团军某陆航旅正在进行跨昼夜飞行训练。

1988年1月9日，《解放军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报道《我军第一个陆军直升机大队成立》。这篇报道披露了这支部队的诞生，也宣告了一个新兵种——陆军航空兵的诞生。它的出现给陆军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其作战能力开始实现由“地面合成”向“立体合成”飞跃。

不只如此，海军舰载机部队、电子对抗部队等新兵种以及预备役部队相继成立，在这次大裁军的舞台上，我军上演了战略性结构大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成为军队建设总目标。邓小平说，人民解放军过去“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

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是由单一的步兵发展起来的，陆军的编制、体制一直以步兵为主，战斗力考察指标重视“体能”。但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相继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呈现出最明显的标志，那就是对技术兵种的倚重和对各军兵种有效协同的依赖。

站在世界军事变革的潮头，邓小平敏锐捕捉到“现代战争是合成军作战”的重要发展趋势，强调精简主要是减步兵，不是减技术兵种，要有强大的空军，把海军“搞大一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

在部队总员额减少100万的情况下，按照精兵合成原则，中央军委将单一兵种的野战军统编为集地面突击、火力支援、作战保障和后勤保障等于一体的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经过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大手笔，我军战斗力构成中，高技术军兵种已成为主战力量，集团军中的技术兵种数量首次超过了步兵，海军、空军、原第二炮兵及高技术部队所占比例逐步提高。

从陆军“一军独大”到海、陆、空、战略导弹部队科学搭配，从单一兵种到合成兵种，从各自为战到体系作战，各军兵种比例结构进一步趋向均衡合理，我军向精兵、合成、高效前进了一大步。

★听令而动，服从大局

“我只讲三总部带头”

1986年12月26日，《解放军报》在头版报眼位置刊发消息《我军精简整编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原三总部机关人员编制比整编前精简近一半、军级以上单位减少31个等任务基本完成。

事非经过不知难。对于在战火硝烟中诞生、从苦难中走向辉煌的人民军队来说，哪一支部队不是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哪一个机关部门不是历史光荣、荣誉满墙？直面改革的撤并降改，有时并不比直面炮火硝烟来得容易。

1984年11月，在谈到即将进行的百万裁军“大手术”时，对于裁谁留谁的问题，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我只讲三总部带头”。

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根据会议决定，原总参谋部立即牵头组织原三总部的精简整编方案。这场关乎人民军队前途命运的大变革，在原三总部中率先展开。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原总参谋部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原三总部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方案决定，原总参谋部机关人数精简比例为47.9%，原总政治部机关人数精简比例为46.5%，原总后勤部机关人数精简比例为47.1%。

精简比例如此之大，执行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时任副总参谋长、具体负责裁军工作的何正文感到，必须有人先作出表率。彼时，他的4个子女在部队发展得都不错，但他们在父亲的劝导下，纷纷脱下了军装。高级干部的示范效应，成为推动裁军的强大动力。

当年，毛泽东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二话不说欣然赴命，随员不超过10人、时间不超过10天；百万大裁军，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大批官兵毅然脱下军装，转移到经济建设主战场；如今，新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开启，许多部队移防部署说走就走，数百名将军调整岗位接到命令就出发……

“撤并降改听党的，进退走留看我的。”抚今追昔，这一幕何其相似——面对改革重塑大考，全军将士服从大局、听令而行，以绝对服从的实际行动体现对党的绝对忠诚，以“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胆忠心扛起了强军兴军的使命担当。（■　　胡　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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