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3月5日讯 在举国上下齐心抗疫之时，论长路从旅作为战役的征之征第一线——湖北武汉，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宝隆百年最强医疗力量。在中国的到长的战地医学院校中，素有“北协和、前世情缘南湘雅、今生东齐鲁、血脉西华西，海军中同济”的论长路从旅说法，这几大医学院代表着我国医学领域的征之征顶尖水平，他们各居一方，宝隆百年成为当地医学领域的到长的战地权威。此次疫情的前世情缘中心地带，正是今生地处华中大地的武汉，亦是血脉“中同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所在地。在此次战役中，北京协和医院、湖南湘雅医院、四川华西医院、山东齐鲁医院各自派出了最强的医疗力量，从祖国的东西南北挥旗领将，会师武汉共同抗疫，可谓东西南北共聚于中。

　　百年后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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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海军军医大学首批医疗队出征

2020年2月17日，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第二批医疗队出征

　　此次战役，最早驰援武汉的，有一支与“中同济”渊源深厚的神秘队伍。

　　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随着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支神秘低调的军医大学医疗队空降武汉，拉开了武汉抗疫保卫战的序幕。在这支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组成的第一批医疗队中，150人组成的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有63人来自长征医院，即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同时，上海市政府派遣的第一批医疗队队长及部分主力队员均曾在长征医院效力。这所百年老院前身即是上世纪30年代命名的国立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上海老克勒们常说白克路（今凤阳路）上的长征医院就是当初的宝隆同济医院，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有着特殊的情缘。

初建于上海市白克路（现凤阳路）的宝隆医院

　　从宝隆到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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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者有着同样的“同济”之名，并不是单纯的巧合。说起同济，必然要提及宝隆博士，这位后来被上海人昵称为“大宝医生”的宝隆（Erich Paulun）出生于1862年， 19世纪80年代，他在德国海军服役期间随军舰到访上海，亲眼所见老城里卫生条件不佳，穷人缺医少药深受疾病之苦。宝隆深受触动，他写信给常驻上海的德国医生策德里乌斯（Carl Zedelius），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希望在中国办一家医院。他开始认真地做准备工作，先回国进修学习，到两家医院工作提升外科医术，同时也为筹建医院积攒资金。

　　1895年，宝隆再次来到上海，先担任策德里乌斯的助理。1899年，策德里乌斯去世后，宝隆接替了他的工作。同年，他与另一位德国医生冯沙伯（Oscar von Schab）成立了上海德医公会，随后在白克路静安寺路（今凤阳路南京西路）买了一块地，开办了收治中国穷人的“同济医院”（Tung Chi Hospital）。今天长征医院骨科医院大楼就是同济医院旧址，同济近似上海话里“德国”的发音“deutsche”，也有“同舟共济”的寓意。同济医院对病人“区别对待”——穷苦华人可享受免费治疗，而德国公司的中方雇员看病需要支付费用。医院得到时任德国总领事克奈佩、上海道台和一些华商的捐助。

　　宝隆的另一个心愿就是在同济医院的基础上建一所培养中国医生的同济德文医学堂。1907年10月1日，这家得到中德两国政府支持的“上海德文医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宝隆担任首任校长，选址复兴路建立起“上海德文医学堂”（现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1927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分设医学院和工学院。其中工学院的部分专业组建了上海机械学院，现更名为上海理工大学。也就是说，上海的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都是从宝隆创办的“同济医院”生出来的。一家医院生出3个高等学府，世界上独一无二。

同济大学校史馆内宝隆医生的雕像

　　不幸的是，1909年宝隆医生因病逝世，宝隆医生去世后，“同济医院”改名为“宝隆医院”，以示纪念。1927年，国际饭店设计师邬达克曾负责医院新楼的设计。此时期先后有36名德国医界的知名专家教授在医院和医学院任职，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医疗管理、技术和设备。

　　宝隆医院还曾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接头处”。由于宝隆医院属德国人管理，即便在当年白色恐怖下，也无人盘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经常在此传递情报。方志敏烈士在狱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的手稿就是从这里辗转送到中共中央。曾任新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开国少将钱信忠年轻时在宝隆医院工作，并结识了在院接受治疗的陈赓、程子华等共产党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医院恢复“同济”的名称。当时的医院藏龙卧虎，包括中国外科奠基人之一裘法祖教授、中国现代内科学重要奠基人之一过晋源教授、骨科学和创伤外科学奠基人之一屠开元教授、国内耳鼻咽喉科先驱之一李宝实教授、中国寄生虫病病理学开拓者杨述祖教授、著名心血管病和老年病专家、毛泽东医疗小组的总负责人陶桓乐教授、著名医院管理学家林竞成教授、著名眼科专家陈任教授、中国整形外科之父的张涤生教授、免疫学教授叶天星等在内的一大批医学泰斗。如今已98岁高龄的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孟超院士，当时就在这家医院工作。

　　1948年医院全体医师合影，前排自右向左为杨述祖、杜公振、陶桓乐、屠开元、李宝实、宋名通、林竞成、陈任、过晋源、裘法祖、崔隽生、顾泉生

　　建国后，近一亿四千万人口的中南地区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行政大区，但医药卫生条件非常落后。中央决定将同济大学医学院迁至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后更名为同济医科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从此，同济医院分为上海、武汉两脉，各属军地。当年，著名外科专家裘法祖教授因德裔夫人不适应武汉的生活，最初4年奔波于武汉同济医院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并兼任第二军医大学外科系主任，4年后才举家迁往武汉。

　　1955年同济医学院及同济医院内迁武汉，而同济医院骨科主任屠开元教授、耳鼻咽喉科主任李宝实教授等部分专家留守在上海，参与成立了上海急症外科医院，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屠开元教授担任院长。当时是上海滩最大的急症创伤救治中心，牛人云集，没有之一。从这里走出了以盛志勇、王正国、朱晓东院士为代表的一批大咖。其后上海急症外科医院与上海的同济医院合并，改为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使用“上海同济医院”的名字，1966年更名为上海长征医院。2017年转隶为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上海急症外科医院

　　长征的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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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宝隆同济到长征医院，历经百年沧桑。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留德博士屠开元从欧洲乘船回国，在加尔各答港遇到抗疫专家、细菌学博士陈文贵（后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防疫司司长，相当于今天分管CDC主任），决定前往林可胜（协和医院教授）新组建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效力。

　　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中日双方军队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那时候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医生由协和系和一批海归博士等组成，阵容强大、群英荟萃。屠开元带领三个救护中队、一个运输小队，为抗战将士服务。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屠开元从武汉东南方向发回电报，说：“日寇在武汉东南的阳新、大冶、武昌一线进攻十分猛烈，官兵伤亡十分严重。本人带领救护队员全力进行现场救护，效果很好。许多指挥官和士兵在经过救治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防守阵地。”

　　武汉会战结束后救护总队于1939 年2 月迁至贵阳图云关。屠开元继续担任外科指导员，负责战地外科救治、教学训练等工作。抗战胜利后救护总队迁回南京，1946年5月奉红十字总会命令正式解散。屠开元教授来到上海同济医院，担任矫形外科主任。

　　1950年屠开元教授参加了第二军医大学抗美援朝医疗救护队，作为前方医疗队成员，曾亲眼目睹许多断手断腿的伤员，在救治伤员之时，他就产生了设法破解这一国际难题的强烈愿望。

　　经过多年的努力，1960年屠老率领的团队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实施了动物断肢再植术。

　　左：1939年贵州图云关抗战救护总队屠开元与协和副教授汪凯熙，张先林合影，右一为屠开元教授。右：屠开元教授在贵州图云关抗战救护医院为伤员打石膏。

　　从贵州图云关抗战救护总队、朝鲜桧仓抗美援朝志愿军医疗队到邢台、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从对越自卫反击战、小汤山、汶川大地震、援非抗击埃博拉到今天的武汉抗疫保卫战，不乏昔日宝隆医院的海派精英，如今霓虹灯下长征卫士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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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军医大学医疗队屠开元等教授合影

　　1976年，唐山大地震长征救援队合影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长征医疗队吕士才等合影

　　2003年，小汤山长征医疗救援队合影

　　2008年，汶川地震长征医疗救援队合影

　　2015年，援助利比亚抗击埃博拉长征医疗队合影

　　一位长征骨科的老前辈指着宝隆医院的原址—长征医院骨科医院大楼说：“这是块宝地，折射出长征医院及骨科厚重的历史，长征医院之所以成为国内知名医院实属不易。” 宝地之说也不禁让人们浮想联翩：1900年德国海军退役军医宝隆创建的宝隆医院，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现在成为人民海军隶属的长征医院，人们惊叹冥冥之中似与海军有缘。无独有偶，1887年宝隆毕业博士论文为脊柱骨折，那时侯脊柱外科难上加难，远没有今天这么热门，可想当初的宝隆医生多么具有战略眼光，恰与当今国内最大的长征脊柱外科中心机缘巧合。

　　凤阳路415号长征医院骨科医院大楼——宝隆医院原址

　　2000年同济医学院归入华中科技大学，同年，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与同济大学合并，其附属甘泉医院更名为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岁居百年的宝隆医院不仅派生出3所院校（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而且3所医院（武汉同济医院、上海长征医院、上海同济医院）与之都有血缘关系，培养出一大批兴业之士和大师翘楚。宝隆的种子在风雨飘摇时落地根深，在山河复新时枝繁果硕。如今擎天柱地，或造福一方，或临危受命，正是百年来不断镌刻在这神州大地的故事。

　　2020年2月17日，长征医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由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护送至武汉，这一天恰好是对越自卫反击战41周年的日子。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长征骨科吕士才大夫抱病请缨，担任长征医疗队队长，率领团队在野战帐篷里抢救多达800多名官兵，成为全军抢救伤员数量最多的医疗队。但回国后不久吕士才大夫因病情极度恶化溘然逝世。1980年被中央军委追授“模范军医”的光荣称号。如今新一代长征人正以吕士才精神为榜样，纷纷请战奔赴武汉抗疫前线，在没有硝烟的战场，用逆行的背影，继续抒写家国情怀。

　　（此文阐述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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