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展现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前的展现探索

《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 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 深圳博物馆供图

1980年，深圳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经济建立，是特区探索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解放思想、成立锐意进取的展现光辉篇章。而这样的深圳历史决定，是经济由许多勇于担当的共产党员们，共同努力争取而来的特区探索。

在深圳博物馆，成立至今仍珍藏着一份宝贵的展现文献——成稿于1977年5月的汇报材料《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 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深圳它由手工书写而成，经济淡蓝的特区探索字迹整齐地列在浅黑的格子里，记录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秉承着为人民谋幸福的成立初心和使命，带领深圳地区敢闯敢干、走出贫困、走向富裕，进而全面改革开放的不懈探索。

深圳经济特区由深圳河畔的一个小县城发展而来。在1979年建市、1980年成立经济特区之前，为广东省宝安县，户籍人口约33万，耕地面积55万多亩，可开荒扩种面积20万亩。当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除主产粮食，还盛产水果、蔬菜、海鱼、生蚝等农副产品，具有发展外贸的潜力。

然而，正如文献所说——当地“外贸工作进展迟缓”“1960年到1970年十年的外贸收购总额徘徊在四百万元至六百万元之间，虽然1974年微增到七百万元，但还是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宝安县发展停滞不前，群众生活贫困，以至于民谣都这样唱：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户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少。

如何才能加快宝安发展的步伐，提高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从1974年到1977年，宝安县委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办法，干部们下乡调研，虚心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建议。东部龙岗、坪山等社队，普遍希望能减轻粮食征购任务，发展多种经营，让农民富裕起来；边境地区的罗芳大队、莲塘大队，提出了农民致富的“药方”——将一些种粮的土地改为种菜和养鱼，丘陵地区发展现代化养鸡场，恢复边境小额贸易；一些老干部还提出，光种粮的做法很难多挣钱，应该搞外贸基地。

通过调研，宝安县委认识到，要想让群众富起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设出口外贸基地。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得到恢复，全国思想解放的大潮让宝安县委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向上级努力争取相关政策的时机成熟了。

1977年5月，宝安县委向上呈送了一份长达26页的汇报材料——《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 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这一诉求，得到了于次年上任的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同志的认可，他在对宝安进行调研后，做了重要指示：外贸生产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务求实效。

1979年初，政策放宽。宝安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市场需要自主安排农业生产了。同样也是在当年，宝安边境小额贸易得到恢复，从果蔬到鱼肉的定价逐步放开，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地现代化农业生产之路开启。

1979年4月，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建议，让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在宝安、珠海、汕头建立“贸易合作区”进行试验。

邓小平同志予以赞许，勉励大家“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意广东省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

尽管富了起来，但深圳很快认识到，农业受气候病虫害等自然因素影响太大，只有发展工业，人民也才能真正富裕起来。

当时，香港正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承接香港转移的部分工业，对深圳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深圳开始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到1980年5月，深圳与外商签订协议近400项，共缴费462万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学到了技术，投资环境逐渐完善。外商通过在深圳投资办厂赚到了钱，了解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敢于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先进设备。引进企业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深圳经济特区开放和发展事业从此进入了快车道。

从探索建立外贸基地，到倡办贸易合作区，再到兴办出口特区，最后建设经济特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有志者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圳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深圳经济特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效应叠加。

从前人的脚步中汲取力量，我们更加坚信，经济特区不仅会继续办下去，而且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党文婷 严圣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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