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博物馆里有什么？
中文+X：流通和竞争的结果？ 推进中文教育，澳门能做什么？ 作者简介： (责任编辑：时尚)
资料图：澳门大三巴牌坊。中新社记者 陈小愿 摄回归二十多年，澳门的语言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落实中文的官方地位，二是在澳门推行中葡双语制。此外还有英语地位和需求等问题。中文教育在三语流通或三语竞争的环境中推进。由于澳门商业机构、高等院校的行政语言都是英语，受利益驱使，人们学习英语的自觉性最高;学葡语也有实际利益，回归前葡语是唯一官方语言，成为政府公务员必须通过葡语入职考核，今日澳门仍保留许多葡占时期制定的法律规章，因此葡萄牙语仍享有官方语言地位。长期以来，中文不具备英、葡两种语文的优势，专门学习者少，20世纪90年代的澳门大学中文系甚至为生源发愁。1991至1992年，中葡达成中文在澳门成为官方语言的协议并付诸行动，不过落实很慢。20世纪90年代末，情况开始改善。为顺利向特区政府过渡、配合公务员和法律本地化，学中文的本地华人和葡人增加，政府也投入大量资源与澳门本地和内地高校合作，开设各类培训课程。此外，中文也通过教育改革满足了社会需求：如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前身偏重传统文化，修读者甚少，后增设应用中文与中文传意专业，学生人数大增，本人担任院长期间，学院开设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科目，也设有现代文化研究和教学，实现了传统与现代联姻。作为国际著名旅游城市，澳门语文规划也把双语列为重点。双语的组成不止中葡一种，中英中日中法中德等形式都有必要，双语的排序取决于社会需求和语言所能发挥的功能。例如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加之中国改革开放后与英语国家联系加强，中英成为中国境内双语规划的首选。澳门作为中国内地对外的桥梁和视窗，也需加强中英双语意识和培训。此外，基于澳门独特历史，中葡双语也应继续推行，这不仅是国际交往需要，也有助于一国两制政策更好落实，同时满足在澳葡人和土生葡人的社交需要。特别是澳门定位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后，葡语仍是在政治、法律、教育、国际化等语境下的重要语言。这是笔者在澳门语言生活中始终坚持的双语观。对于澳门来说，推进中文教育意义重大。一是确保中文的政治地位。回归后，澳门特区全面落实中文官方语文政策，葡文一语独大现象得到改变。但在政府公文、法律规章等方面未完全离开葡文影响，而落实中文教育是保障中文官方语言地位的必要措施。二是促进地区发展。澳门的发展与内地息息相关，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已深入民心，家住珠海每日往返澳门上班者大有人在。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名言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可沿用至澳门。促进中文教育，加强与内地的文化联系，是澳门融入内地发展的重要依托。三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中葡文化交往在澳门延续四百余年，葡萄牙文化并没有同化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却给予葡萄牙文化深刻影响。葡萄牙人让本国语言在巴西流通，却始终无法使之在澳门流行，反而中文深刻影响了葡萄牙人：一些长年在澳门工作的葡萄牙人会说流利的广东话，澳门土生葡人的广东话甚至比外省中国人还纯正。具备强大文化底蕴的中文，在澳门这一小岛城市保持着长久生命力。为更好推进中文教育，澳门的语言规划应作相应调整。第一，调整三语应用排序。从官方语言地位考虑，三语排位应由回归前的葡-中-英改为中-葡-英;从国际城市的地位和经贸、旅游、科技、教育等社会需求考虑，三语的排序应是中-英-葡。第二，做好语言发展预测。一方面，普通话是大势所趋：普通话需求提升，应加快推普步伐，对普通话的学校教学、社会推广乃至传媒运用(电台、电视台)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英语发展也是预料之中：应加快培训英语人才，以适应建设国际城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第三，正确对待葡语粤语。一方面，尊重葡语存在，利用自身优势将澳门打造为葡语人才基地。另一方面，处理好粤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粤方言保留较多古代语言成分，记载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宝贵文化财产，要为粤方言的传承留下生存空间。第四，合理引导语文教育。母语教育方面，除了官方法律和书写公文，还要提升澳门市民使用中文的能力。外语教学方面，面对普、粤、葡、英等多项语言学习任务，应引导市民从社会需求和自身发展作出合理选择。双语教学方面，应配合城市发展需要，统筹规划好学校的语文教育资源，例如在澳门现有十二所大学突出语言教育。第五，加强机构运作。设立具备语言学理论修养和工作效力的机构，制订和落实好澳门的语文规划。只有这样，才不会在纷杂的语文现象面前失去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发掘澳门语言生活中的珍贵财富，建立起具有澳门特色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研究队伍，承担起语文研究的重任，完成制订和实现语言规划的历史使命。(完)
程祥徽，1934年生，著名语言学家、诗人、作家、教育家，澳门科技大学顾问、访问教授，澳门语言学会创会会长。曾任青海民族学院教授、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中文学院院长、澳门语言学会创会会长及名誉会长，澳门写作学会创会会长及名誉会长、澳门政府文化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委员等。出版和主编《澳门语言论集》《语言风格论集》《语言与传意》《繁简由之》《现代汉语》《中文回归集》《中文变迁在澳门》《面海三十年》《港澳通用普通话教材》《澳门文学研讨集》等二十余部书籍。在社会语言学、风格学和语体学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开创澳门语言研究，于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2011年获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功绩勋章，2018年获澳门基金会颁授杰出贡献奖。 相关内容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