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讯 已经连续第4年了，余年科研机构还是放流没有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没有卵，多万也就没有可能孕育新生命。尾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工放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鲟鱼专家组成员危起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救中自然繁殖中断，华鲟成为中华鲟这一古老物种面临的余年最大困境。“情况不乐观。放流”

　　但好在，多万保护的尾人窗口期还没有关闭。

　　今年4月中旬，工放一万尾子二代中华鲟，救中从湖北宜昌滨江公园胭脂园放归长江。华鲟这是余年30多年来的第64次中华鲟人工放流。

　　人工繁育的中华鲟后代，背负来自人类无言的期待——期待它们能补充中华鲟野外种群，给中华鲟带来新的希望。

　　自然繁殖中断

　　中华鲟，1989年就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目前已极度濒危。

　　这是一种海河洄游性鱼类，身躯庞大。在长江上游出生，在海洋中度过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但繁殖启动的信号来临时，它们就会像被什么指引着一般，准确地找到长江口，溯河洄游三千公里，回到它们的出生之地，抵达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宜宾—屏山）河段产卵繁殖。

　　后来，葛洲坝水利枢纽阻断了中华鲟的洄游繁殖通道。为保护中华鲟，1982年，经水利部批准成立了中华鲟研究所。它是我国首个因大型水利工程兴建而设立的珍稀鱼类科研机构。

　　中华鲟研究所姜伟博士告诉记者，中华鲟是一个旗舰物种，它有强烈的指示意义。其种群的资源量水平、野外种群的状态，是长江和海洋流域健康状况的系统性体现。“如果要选择一个能够代表长江生态系统的种类，那就是中华鲟。”

　　如今每年秋季，多家科研单位会在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开展监测调查。

　　中华鲟是少有的秋季繁殖的鱼类。中华鲟卵，黑色，绿豆大小，黏性很强。它们会“藏匿”在砾石表面或缝隙内。

　　危起伟告诉记者，监测方式主要有四种：水声学探测，用来探明调查区域内中华鲟亲本数量；江底采卵，用河流底层网采集样品直接观测；水下视频观测，由船舶搭载高清摄像头在江底逡巡；还有一种传统的方式——解剖食卵鱼。

　　2020年的秋季监测无功而返。实际上，从2017年到2020年，连续多年，那绿豆大小的卵，再没有出现过。

　　这确实是个危险的信号。

　　很难知道中华鲟的确切数量。科研人员一般通过对产卵场江段的监测，来推断种群的情况。

　　危起伟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据：上世纪70年代，每年洄游到长江的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达2000余尾。上世纪80年代葛洲坝截流后不久，每年到达葛洲坝下产卵场的中华鲟繁殖亲鱼数量持续下降：2009—2012年间，下降至100余尾，2017—2019年洄游群体的数量仅有约20尾。

　　人工增殖放流700万尾

　　危起伟团队曾在2020年初发表了关于白鲟灭绝的论文。那是一种体型更大但公众认知度更低的生活在长江里的鲟鱼。

　　根据他们的推算，白鲟在2005年到2010年时已经灭绝，只是那时人类对此并未察觉。白鲟的命运提示人们，一旦错过了保护的关键时间节点，就真的来不及了。

　　好在，和白鲟不同，中华鲟还保留有人工繁育的种群。

　　位于湖北宜昌的中华鲟研究所，是唯一持续进行中华鲟增殖放流的机构。

　　成立近40年，中华鲟研究所在中华鲟人工繁育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2009年突破的全人工繁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它意味着，繁育中华鲟，不再需要从野外捕捞野生亲体。那些野生亲体的后代，是子一代中华鲟；在全人工环境下长大的中华鲟的后代，则是子二代中华鲟，也是现在放流的主要对象。

　　中华鲟研究所还为极端情况储备了单性繁殖技术。如果未来有一天，只剩下雌性个体，人们仍可人工诱导激活中华鲟卵子，产出后代。

　　科研人员在技术上做了一系列准备。若一切无可挽回，后人至少依然能见到中华鲟。

　　但人工繁育中华鲟的最终目的，还是让它们回到长江，让它们补充野外种群。

　　据统计，包括中华鲟研究所在内的多个机构，30多年来共放流中华鲟700万尾以上。有关注长江生态的专家向记者感慨：“700多万尾啊，放流了这么多，但效果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黄真理也在论文中直言，中华鲟资源增殖“收效甚微”。

　　2014年以后，中华鲟研究所开展了中华鲟放流标记追踪工作。2019年的监测数据显示，73%的放流中华鲟，在放流后能够到达出海口。

　　姜伟观察到，很多淡水鱼被放流后，会向长江上游游动。但中华鲟的目的地则非常清晰——去下游，去海洋。这也意味着，人工养殖并没有磨灭掉中华鲟的本能。中华鲟需要10年甚至15年才会性成熟。那么，它们有没有遵循本能，曾回到过长江产卵？

　　这一点确实难以说清。姜伟说，2009年之后，对野生中华鲟的科研捕捞已被禁止。时间太长，中华鲟身上的一些短期标记就遗失了；能长时间维持的标记，又必须打捞后才能确认。

　　好在，在“长江大保护”的总体战略下，从2020年起，长江进入了十年禁渔期。“禁渔之后，我们对放流后中华鲟的存活比例还是很有信心的。”姜伟强调。

　　保护进程要跟灭绝速度赛跑

　　十年禁渔期，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危起伟深知，必须抓住这个机遇。

　　危起伟对放流进行过详细分析。过去30多年，共放流了700余万尾中华鲟。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放流的是还没有开口摄食的小鱼。这些鱼太容易死亡，其实是不适宜人工放流的规格。30多年，真正“有效”的放流群体，其实是137.21万尾已经越过了死亡高峰期的稚鱼和幼鱼。

　　这样算下来，每年中华鲟放流量实际平均不到4万尾，较国外同类放流规格数量上差了十倍甚至百倍。

　　一个可以用来借鉴的例子是，从1961年起的30年间，苏联在伏尔加河等河流放流人工繁殖的三大主要鲟鱼（俄罗斯鲟、闪光鲟和欧洲鳇子代），每年放流数量都在百万尾至千万尾数量级。后来，他们在恢复这些鱼类自然繁殖方面取得了成功。

　　危起伟计算道，根据现在中华鲟需要补充的数量倒推，一年要放流的中华鲟量应达到300万尾。“那就是千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入。”

　　危起伟认为，应该制定完善的中华鲟增殖放流和资源修复计划，比如，针对现有保种资源的资源共享与繁育利用计划，基于保种群体的遗传管理和科学繁育搭配计划，人工增殖放流中华鲟的野化训练计划，增殖放流规格、规模和地点的科学规划和放流效果监测评估计划……而且，还要建立增殖放流保障机制，解决中华鲟增殖放流中的经费需求和运行管理问题。

　　其实，原国家农业部已经出台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年—2030年）》。但危起伟表示，至今很多设想还无法真正实施。

　　保护的进程，必须跟灭绝的速度赛跑，要行动。行动，才能给中华鲟的命运，拼出一个转机。

　　危起伟强调，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要落地，尤其要抢救性保护培育好已有的3000余尾中华鲟子一代，充分发挥其繁殖效能，实施规模化增殖放流。“唯有这样，中华鲟自然种群在10—15年后才可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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