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为什王安当时人更关注的非砸法是司马光救人的仁心，例如南宋王十朋说“君不见温公年方髫龀时，石变奋然击瓮活小儿，砸缸至今遗事在图画，童司活人手段良可奇”。马光
抛开这个事不说，为什王安司马光身上可说道的非砸法也实在太多，少年神童20岁即金榜题名，石变学识出类拔萃品格也无可挑剔，砸缸在官场上坚持己见从不随波逐流……
这么来看，童司他和王安石实在太像。马光然而，历史偏偏令他们相向而行。“砸缸事迹”或许亦真亦假，但是砸了王安石变法，却是确凿无疑的。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
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在反对新法这件事上，百折不挠得近乎偏执。例如罢废免役法时，苏轼认为不能一概废除，然而任其如何劝说也无济于事，只能大骂“司马牛”。
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深深的困惑，司马光这样一个璀璨夺目的人物，又写出了《资治通鉴》这种博古通今的著作，为什么如此地不顾实际且做事极端？即便是私人恩怨也事不至此吧？
其实，正因为他并非因私废公。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在庆历前后步入仕途，两人不仅是同僚，而且是朋友。
他们还有很多其他共同之处，比如都充满时代危机感，一致要求变革官吏制度，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都主张严明法制，赏功罚罪；都主张沿着儒家开创的德礼教化为主、刑政为辅的轨迹展开。
北宋王安石行书过从帖，仿制品，纸本水墨册页，原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行书《过从帖》为王安石给一位通判的复函。图片来自江西省博物馆。
释文:安石启 过从谓必得奉见 承书示 乃知违豫又 不敢谒见 唯祈将理 以副颂盼 不宣 安石上 通判比部阁下
过去的许多观点也认为，司马光不过为专制张目、有破无立，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看到司马光的政治主张的重点既有君主，也有臣僚；既有人，也有制度。
把各种论著的分析综合起来，似乎就得到了一个在政治主张上面面俱到的司马光——同样也是没有什么创见的司马光。
《资治通鉴》手稿残卷上载有465字，这也是现知司马光留存于世的全部真迹，图为司马光手稿细节，来自澎湃新闻。
但是这并不足以概括司马光，他多方面的政治主张，并非纯粹理论思考的产物，而是面对不同现实政治难题的选择，其中自有某些“建设性”。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的再版之作《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跳出党争的固有解读思路，为我们理解司马光、理解宋代政治打开一扇大门。
01 “君主”是一切政治更张的起点
学者已经指出，在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中，君主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他认为君主是政治秩序建立和维系和核心，为此他不太关心创法立制的问题，这里就可以看出他和变法派的分歧，他不是因为存在弊端而要变法，而是因为要保持固有的历史成就，这主要要求君主振作。
周公旦，姬姓，周氏，名旦，谥文，又称周文公、周公，后世多称其“元圣”。《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行书，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左图为《三才图会》的周公像，右图为清人绘周公像。
回顾从仁宗、英宗到神宗朝的司马光，会发现他并不因面临新的政治问题而否定自己之前的主张，而只是有新的重点或补充，他所形成的认识主要有两点。
第一，君主是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也是一切政治更张的起点。这一点即使他经历了神宗朝的挫折，也并没有放弃。
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司马光将自己在神宗初作的《作中丞初上殿札子》(即《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献给哲宗和太皇太后高氏，并附了《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加以说明，自称这是他“竭尽平生之思虑”所得，乃“天下之本源”。
他在《状》中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
司马光在这个时候进“修心治国之要”，当然不是泛泛而谈，主要是希望从太皇太后高氏开始推动对“熙丰新法”的更张。
四月二十七日，司马光就在《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中，特别说到了“天子之孝”“以母改子”云云，将“修心治国之要”落到了实处。
第二，司马光从熙宁开始更多地强调政治体是一个等级、权责分明的有机体系，任何一个部分，包括君主在内，都有自己特定的职责，不能越俎代庖。
这是他从熙丰新法得出的教训，也是对自己仁宗时代政治主张的补充。
但是，要维系这两点是很困难的。只要君主有为，就必然决断；只要决断，必然有选择；只要有选择，就有可能是错误的。
不幸熙丰时代正是如此，而且君主未能纠正自己的“错误”。
现在神宗已作古，其错误“有幸”在其母高氏的主持下得以改正，但怎么保证未来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02 “开言路”防止政治体走入歧途
为此，司马光要回到更为原初性的问题：
第一，如何保证君主在修养上不断接近完美，也就是圣人，那样他就不会作出错误的选择；
第二，什么样的政治措置，可以使君主不总是坚持己见，特别是当己见是错误的时候。
如果通过这两个问题去看待元祐初年司马光的施政，就会看到种种举措背后的逻辑所在。
对于司马光来说，元祐时代的好处就是提供了一个从头开始培育君主的机会。宋哲宗赵煦元丰八年三月登基时虚岁仅十岁，实际才八岁多。
对于赵煦这张“白纸”，司马光精心选择了作画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修养、心性方面不具有权威，因此他将哲宗的培育交给了在这方面更有发言权的人物，比如说程颐、韩维、吕公著等。
宋哲宗赵煦（1077—1100），宋神宗第六子，元丰八年，神宗驾崩，赵煦登基为皇帝，是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图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哲宗昭孝皇帝肖像。
要言之：元祐士大夫培育赵煦，特别注重道德的养成，注重讲读之余、平居之间的涵养、熏陶，这是深受当时性理之学感染的结果；其着眼点，并非在于眼下政策之反复，而是一种培育圣人的伟大理想。
君主的培育虽然复杂微妙，但是一个长期过程，更为迫切的其实是如何防止君主固执己见。
神宗去世后，司马光给高氏所进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开言路。元丰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给高氏的《谢宣谕表》中，就说：“陛下实有圣德，知所先务，听政之初，首开言路。”
三月三十日，司马光正式上了《乞开言路札子》。他先指出，神宗朝的问题，不是神宗本人的，而是“罪在群臣”；因为近年以来，“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
所以，当今最为紧急之务，就是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如此则嘉言日进，群情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陛下所欲”。
元丰八年五月、六月，司马光又先后上了《乞开言路状》《乞改求谏诏书札子》《乞申明求谏诏书札子》敦促开言路的彻底落实。
司马光主政期间，在多数重要政事上，都做到了各种意见的并存。而多元总是伴随着纷争，可在司马光看来，这就是真正的“开言路”，就是解决政治体走入歧途的最有效方法。纷争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就说明了政治的活力和弹性。
03 “重德轻才”的选官策略
但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当议论纷纭之时，如何保证它们不会伤害政治秩序本身？司马光的答案早就有了：当官僚的选任都合理的时候，特别是当官员都有德行的时候，即使出现纷纷异论，也不会伤害到政治体的运转。
在才德问题上，司马光始终坚持“重德轻才”。庆历五年的《才德论》、嘉祐六年的《论举选状》、英宗治平元年的《贡院乞逐路取人状》、神宗熙宁二年的《议学校贡举状》诸文中，司马光一直都在阐述德行为先的主张，并推销自己的荐举之法。元祐主政后，司马光终于得以践行自己的策略。
在科举问题上，他对神宗朝以经术取人极为赞同，只是批评“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因此调整了考试的经义科目；更重要的是他在进士科外，又推出“经明行修科”的方案。
元祐元年七月，他又推出了自己的“十科举士”方案，“十科”即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学问赅博可备顾问科、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可以看出，十科在强调德行的同时，强调为不同性质的岗位选择合适的人才。
总体而言，荐举在司马光德行为先的选材策略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他任相期间密集发布荐举条令；元祐元年九月，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请略举今年朝廷所行荐举之法，凡有七事：举转运提刑一也，举馆职二也，举通判三也，举学官四也，举重法县令五也，举经明行修六也，举十科为七。”
因此，司马光主政期间对官员选任的重视，特别是对官员德行的强调，成为元祐政治的第二个特点。
这种主张并非新创，而是司马光原来就有的，但在此时的政治安排中，却具有了特殊的针对性。
04 司马光的“建设性”
提倡多元意见与官僚选任，构成为司马光元祐施政的两大支柱。罢废新法只是具体的政事，而贯穿这些政事的理念是他从仁宗、英宗、神宗朝不断思索政治现实的结果。
司马光相信，强调君主在政治秩序中的核心作用，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所以他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说了差不多的话。
但是，英宗朝，特别是神宗朝给他的这一观点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如何纠正一个作出了错误选择的君主，如何将政治秩序恢复正常?
司马光开始侧重政治体的整体性，强调发挥君主之外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他尤其认为，保证政治体中各种意见的并存、交锋，不但不会破坏政治体的稳定，反而会有拨乱反正的效果，会巩固政治体的基础。
这种可谓“异论相搅”的观点，也使得司马光一直所强调的人才、德行优先具有了新的针对性——选贤任能，德才孰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在司马光多元意见并存的立场上，这种对人才，特别是对德行的强调，成了消解政治争议副作用的有效手段。
明 仇英《独乐园图》（局部），根据司马光《独乐园记》的描写顺序而绘。
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心目中最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王朝的兴衰起落，所以他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能够避免本朝的衰落，这是他一生所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他在晚年所得到的答案是：
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才策略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一组合，就是司马光的建设性所在。
理解了这一“建设性”，司马光对新法的“破”就更容易理解了：罢废新法就是为了恢复一个有效的政治体；进而通过当下的努力，该政治体中的君主是理想的，各级臣僚也选择合理，上下各位置的人都发挥作用——这就是一个“虽亘千万年无颓坏”的“巨室”。
正是这种理念，使司马光坚信全面、快速罢废新法是必须，且其副作用都是可以忽略的，有人提醒他更张熙丰法度可能会有后患，司马光的回答是：“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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