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3月18日电／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中，国际美西方国家的货币应对方式不是治理与改革，而是体系靠大规模量化宽松渡过难关，让全球的变革储蓄者和消费者承担了大部分代价。不仅如此，国际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货币美西方国家肆意滥用货币金融霸权，体系动辄实施单边金融制裁，变革随意冻结别国政府和国民的国际储蓄财富。这种不负责任的货币滥权行为，令各国知识界开始讨论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体系必要性和可能方案。　　货币体系的变革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国际做法开创了一个“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自此以后的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可以概括出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以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主权国债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资产；二是各国货币的价值没有黄金或者白银的硬锚，不可兑付，体系因而各国货币的汇率相互浮动。这两大基本特征，在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与外围之间分别塑造出四种现象：一是外围国家面临经济周期性动荡的巨大外源风险；二是外围国家的外汇储备持续扩大和福利损失；三是美国的天量债务积累和财政赤字；四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去工业化。以美国的主权货币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用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资产，这意味着美国自身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必然外溢到全球，而那些经济结构和运行周期与美国不一致的经济体则大受其害。每次美元加息，总有部分外围国家会出现严重的股汇双跌和金融危机，根源就在于此。美国前财长康纳利说过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种系统性风险，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从而承受巨大的隐形福利损失。持有外汇储备的综合代价极其昂贵，因为外储所产生的利息收入，远低于外围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这种货币体制赋予美国以超额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美国联邦政府可以不断地滚动扩大其国债规模而不必像正常国家那样担心债务崩盘，可以任由其金融部门在国内国外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以获利。但是长期来看，所有的特权都有其代价，货币霸权也不例外。外围国家不得不积累巨额美国国债作为其外汇储备，必然意味着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愈演愈烈，意味着美国经济结构中金融压倒实业，意味着美国本土缓慢但持久的去工业化趋势，最终导致美国白人蓝领阶级失落的三十年和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社会极化与政治分裂。　　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　　要理解国际货币体系如何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必须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与怀特两大世界经济治理方案之间的辩论和竞争。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消耗之后，凯恩斯所代表的英帝国已然没有同美国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最终以怀特计划为主体构造了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怀特计划的内在缺陷（特里芬悖论），这个体系只维持了20多年就面临挤兑崩盘的危机。1971年尼克松总统“临时”关闭了黄金窗口，而一关就是半个多世纪。这本质上是美方对全世界实施了一次单边的制度性硬违约，但作为美帝国的政治和安全附庸的欧洲和日本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去与之博弈，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去及时准确地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今天的货币体系并不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近年的美国正在寻求进一步的软违约。美国作为全球货币的主要输出方，必然要承担资本项和经常项下的巨额逆差，否则别国无法获得美元。因此，中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对当前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经济活动与货币金融运行之间是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而前者受制于后者；实体产品和服务生产得再快，其财富量的增长也不如印钞快。继续停留在美元体系中，那么中国的竞争对手就不是美国的3.2亿人，而是包括中国自身的14亿人在内的全世界80亿人。唯有将美国借助美元体系动员全球资源的“超额特权”废除掉，中美双方才能展开公平的竞争，而且关键点就在于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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