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乡贤即乡绅，卫东古代是乡村乡贤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彰那些生前在朝廷有作为的振兴官员、对社会有贡献的呼吁回村社会贤达人员，有些地方还建有乡贤祠供奉。卫东在当代乡贤一般是乡村乡贤指哪些离开家乡在外做官、做学问、振兴创业经商并具有高学历、呼吁回村高素质、卫东高能力、乡村乡贤有技术、振兴有人脉、呼吁回村有资本的卫东乡亲。
在“皇权不下乡”的乡村乡贤古代，乡贤，振兴乡绅承担着对乡村、乡民基本的管理职能和职责，是封建社会基础治理结构和统治基石。这种传统既满足了显达之士光宗耀祖的愿望，也在客观上给乡村带来了知识和财富，对开阔乡民眼界、增长见识大有裨益。
在当代，虽然乡村的治理水平同古代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等因素，外出求学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留在了城市或富裕地区，城市形成了对农村知识青年的虹吸效应，年轻时候出去，老了也不回乡，乡村自觉不自觉的成了城市的人才培训基地，甚至是劳动力输送基地。长此以往，农村治理和发展会越来越难，如何让乡贤回归不失为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
一、 乡贤回家的时代背景与意义
在农耕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治理国家的贤臣智士都来自于乡村，他们告老还乡之后， 凭借德高望重、富有才学、人脉资源广等优势，承担起基层的管理职能，时称为“乡绅”，也就是所谓的“乡贤”。在封建社会，乡贤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在引领社会发展、治理封建农村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现今新时代背景下，乡贤的内涵发生变化，主要是指那些生于农村，成功于都市，品德、才学、成就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他们曾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资源、资金、信息、才智等方面优势，又极具乡土情怀，退休后回归故里。现阶段新乡贤，主要指现当代社会中的贤达人士，包括那些有文化、有才识、有贤德、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有所担当的人。
1.新乡贤的构成。“乡贤”从定义上看，是“生于其地，而德业学行著于世者”，是本乡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被当地民众深受尊重的贤人。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是构成“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传统的乡贤主要是士绅阶层，也就是在乡村德高望重的人。而新乡贤则在范围上进一步扩展，有专家将其分为“在场”和“不在场”两类。即，一类是平常生活或工作在本土本乡，对乡村社会比较了解；另一类就是在外奋斗，但心系乡土，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并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综合乡村社会实际，我们认为新乡贤应该是从乡村内部成长，或一直扎根于乡村，或外出求学、为官、创业，得到老百姓普遍认可或尊重的德行、才能出众者。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2.新乡贤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乡贤文化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形成的，主要基于“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社会现实而孕育生长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遭遇精英外流和空心化、农村建设和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乡贤文化又被重新加以挖掘，并被寄予希望。可以说，新乡贤文化顺应广大村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热切期盼，顺应了构建乡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时代要求。
3.新乡贤文化的特征。乡贤文化植根于乡土、贴近于乡情，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内在力量。新乡贤文化同样来自民间，以乡情、乡愁为媒介，吸引和聚集各方能人贤士，举其才学专长、创业经验和经济资源为乡村建设发展出谋划策、出资出力，他们的嘉言懿行起到了垂范乡邻、教育后人的作用。同时新乡贤文化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积极引导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明确的定位。与传统意义上仅仅利用告老还乡的乡贤自发进行乡村管理的旧乡贤文化不同，乡村振兴需要的是一种积极进取、具有强烈参与意识和能发挥引领作用的新乡贤文化。
如今中国农村精英大量涌向城市，乡村空心化、农村文化生活单一化背景下，乡贤文化为社会稳定、文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乡贤的感召力、乡贤文化的信服力，无疑是带动乡风向好、民风向上更有示范引领作用，也无疑是呵护乡村文化、保护乡愁绵延不觉的重要力量。
二、乡村和乡贤的现状和特征
在传统社会中，乡贤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是乡村社会的管理者，又是乡村礼俗的实践者，还是乡土知识体系的保存、传播者，他们只能是土生土长，非常熟悉本土生活的，而不能是外来的“启蒙者”与“布道者”，由这些乡贤们身上凝练出来的的乡贤文化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扩张力和渗透力。
1、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
在现代化、都市化和城镇化建设进程的突飞猛进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精英资源流失严重。在城乡转型的阵痛期，农村被城镇化的齿轮碾呈“空心化”，本土精英和劳动力不断流失，农村严重“失血”致“贫血”而无新鲜血液输入，美丽乡村的发展建设缺乏生机活力，从而导致农村发展缓慢、就业不足，留守儿童的数量与日俱增。正如作家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感叹的那样，城市化使亲人、熟人、老街、农村日渐消逝。乡村精英的流失使得乡贤在农村建设中由于缺乏传承载体日渐淡化。
2、乡贤文化的显现衰微
检视当下，传统的乡贤文化在现代文明的侵蚀挤压之下日渐单薄枯槁。在科技日昌、文明日进的人类社会里，人的乡愁记忆却逐渐模糊、朦胧起来。那些历史悠久、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的古村落如今已经残垣断壁、人去楼空，乡贤文化也随之淡化。乡村文化的失落凋零、乡村俊贤的落寞出走，乡贤文化的衰微也就在所难免。德国学者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就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作了精辟之解，他认为“文化”就是彰显各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使各个民族不一样的东西，而“文明”是使各民族的差异性逐渐减少、使各个民族越来越一样的东西。乡贤文化充分显示了中华文化独特深厚的精神力量与内在活力，这是现代文明所缺失的灵性和韵味。乡贤文化在现代文明的缝隙中与我们渐行渐远，现代人难以再觅得“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灵家园。
3、多元文化思潮的交锋碰撞
当今中国社会思潮可谓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构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景观”。从“西风东渐”到“西风劲吹”，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难逃其影响，中国传统乡贤文化亦难以“独善其身”。中国的村庄2000年时约有360万个，到2010年的十年间，减少到270万个，平均每天差不多要减少300个，农村数量的大量减少使得乡贤文化在多元文化思潮的相互碰撞中受到严重冲击。诸如自由主义思潮、享乐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等等一时甚嚣尘上。中国传统乡贤文化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中互相激荡、彼此角逐，致使彼此覆盖和皴染，消解和淡化了乡贤文化中的有益因子。乡贤文化原本是一种伦理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如今却随着多元文化思潮的碰撞，使得传统乡贤文化也随之变质扭曲了乡贤文化的价值品位。
4、传统观念与乡村需求存在差距
中国的乡贤文化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其传统认识观念对人们的思维影响根深蒂固。 一方面，乡贤是从乡村走出的成功人士，其学识水平、道德水准和成就令乡人敬仰，但由于他们长期远离故土，与故土的很多关系例如土地关系、户籍关系早已断裂，他们回归乡村，如无特别情况，对于乡村中的事务多抱以“旁观”态度，其参与是缺位的。而从村民视角看，也多视回村乡贤为“客体”，虽有敬仰之心，却并无心理相通之感。可见传统的乡贤观念认识囿于自发性，已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建设的需求。
5、传统方式与乡村发展不能同步
长期以来，传统乡贤在服务于乡村的形式上虽然不断变化，但归结起来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自身的道德情操和成就为村民树立精神典范，影响村民的道德水准，激励村民努力上进，从精神引领上为乡村服务；二是通过提建议、做参谋的方式为乡村建设服务。这两种方式虽然曾对乡村发展产生过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充分发挥乡贤的主观能动性，更没有尽其才、展其能。乡贤的传统服务渠道单一，很多时候服务渠道并不畅通。服务平台缺乏、服务方式僵化单一的状况，禁锢了乡贤们充分发挥自身信息、资源、技能方面优势的积极性，无法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调动利用一切力量的要求。
6、管理机制与乡村实践存在矛盾
传统乡贤回归故里多是告老还乡，都有退隐的心理，加上又有稳定的收入，因而更希望自由自在，并不愿意过多地承担乡村具体事务。即便是他们愿意对乡村建设作出贡献，也仅仅是出于乡情。由于乡贤激励机制缺失，乡村管理已经体系化，导致传统乡贤主动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不足。而根据人本主义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都有获得他人尊重和社会认可的心理需要，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可见，传统的乡贤激励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吸引更多的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不能有效地激励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潜能。这与让新乡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带动农村精神文明和经济建设、引领乡村建设等目标相距甚远，不符合现代乡贤文化发展的要求。
其实，从乡村走出来的多数人，都有回报乡梓的主观愿望，但长期在都市生活工作，许多少小离家的乡村精英早已融入都市，他们回村还有很多顾虑和不便，现在村里路虽然好了，但是没有公共交通，医疗资源在村里更是匮乏和落后的。如何让他们自愿回到乡村参与建设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何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考取大学之后，也能够愿意回到乡村发展也是个问题？
三、乡村振兴呼唤“乡贤回家”，对策建议：
从全国各地新乡贤的案例功效来看，乡贤回家无疑应该成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 乡贤回家，要让乡愁找到归宿。
（1）构筑情感认同。乡贤回归，首先是情感回归。要让乡贤记得住乡愁，需要从日常联络、关心做起，让乡贤及亲属时刻都能感受到家乡的温情和牵挂。情感的认同需要建立在相互交往中，因此可以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和载体，拉近新乡贤与乡村的距离，成立如乡贤参事会、乡贤助理、乡贤基金、乡贤结对等，强化乡贤与村庄的紧密联系，共同助推乡村共同体构建。
（2）加强文化认同。乡贤文化是“具有悠久历史底蕴的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弘扬固有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原动力”。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古今乡贤的挖掘、传承、研究、保护力度，广泛开展新乡贤文化建设，形成尊贤、爱贤的氛围，将新乡贤文化作为农村全面小康社会道德约束的有力武器，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滋养村民的精神家园。
（3）给予荣誉认同。乡贤在中国古代社会本身就是对有德行、有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肯定，是一种荣誉认可。对新乡贤的激励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既可以颁发牌匾，开辟乡贤长廊、乡贤榜，让村民敬仰；也可以评选优秀乡贤及乡贤组织，让村民效仿。通过这种荣誉认可，让更多的新乡贤能够保持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和激情。
2、乡贤回家，要让才华找到舞台。
（1）搭建对接平台。乡贤是乡村的宝贵人才资源，需要围绕乡村建设、民生事业、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实际需求，做实前期、筑巢引凤、搭建对接平台、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乡贤智力、资金、人员等精准回归，让他们各得其所、尽展其长。乡贤作为流动的人力资源，出生于农村，成功于都市，要想吸引他们回归故土，首先要转变消极等待的观念，变被动为主动。
（2）提升软硬环境。着力营建吸引乡贤的软硬环境，让乡贤愿意服务于乡村建设、安心服务于乡村建设，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为乡贤提供必要的生活、工作环境，让他们自愿地投身于乡村振兴工作之中，调动乡贤与乡民共生融合、共谋发展。
（3）扩大乡贤范围。乡村振兴是一项涉及面广、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的战略行动，需要社会群策群力，因此，要打破传统的乡贤界定范围，扩大对乡贤资源的认知，只要是对乡村振兴有利的人才，都应当将其纳入新乡贤的认定范围。
3、乡贤回家，要让发展找到支点。
（1）发展特色产业。产业发展既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也是乡贤回归的核心。乡村必须保持高度定力，坚定不移走好特色发展、质量发展之路，持之以恒打造特色产业的金字招牌，加快构建乡贤引领产业振兴、带动百姓致富的良好格局。同时，要着眼发展趋势、市场形势、基础优势三结合，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养生养老、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打造一批以乡贤为主体的产业孵化发展基地，让乡贤回归与产业兴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搭建创业平台。充分利用乡村的生态资源、独特的文化资源和闲置的劳动力资源，为乡贤搭建创业的平台，带动群众致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3）探索多种形式。对于许多仍然在城市各行各业工作的乡贤，可以探索“不在场”的乡贤服务方式。可通过各种渠道让他们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信息、物质、资金、宣传等方面的支持。乡贤们通常对出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只要沟通渠道畅通，这些人即使没有回到农村、没有退休，也能为故乡提供各种帮助。
4、乡贤回家，要让治理找到新路。
（1）发扬乡贤品格引领。要以文化传承的方式，将这些源于乡土、融于血液的乡贤品质发扬光大，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导乡贤参与基层组织建设，让他们成为“领头雁”，给予干事创业的平台和展示舞台，让新乡贤文化在百姓中扎根。注重发挥乡贤在教化乡民、和睦乡邻、树正乡风中的独特作用，全面促进基层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
（2）健全乡贤参事制度。合理区分乡贤及其组织与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定位，发挥其补位和辅助作用，弥补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在公共决策、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形成有益补充。新乡贤投资的优惠措施，对于新乡贤投资的村级项目适当给予一定的配套资金，鼓励新乡贤更多地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中。
（3）完善乡村民主法治。充分发挥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乡贤治村是一种制度补充。因此，要继续发挥基层民主制度，畅通民情、民意表达渠道，使农村的各种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农民的更多诉求得到满足。对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建设，村两委也要保持大度容忍，形成合力共治的良好氛围。
5、乡贤回家，要让还乡找到通途。
（1）勇于革新政策。对于长期在外特别是“老人不在”“户籍不在”的乡贤来说，家乡往往成了“回不去的故乡”，这是很多寓外乡贤的一个心结。要勇于革新、大胆探索。比如，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探索乡贤“贡献积分制”，积分用于兑换宅基地、土地等，既引导乡贤反哺家乡，又为乡贤回归增强保障。
（2）充实两委力量。中国乡村的事，说到底离不开县乡两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因为乡村的资源主要还是集中在地方政府的手中，设计好制度安排，建立乡贤可直通村两委班子的机制，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近代社会的历史已表明，城乡循环机制被打破，乡村人才只有输出而没有回流，其结果必然是不断走向衰败。而让“乡贤回家”是对城乡循环机制的一次活力修复，有利于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成长，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乡贤回家的未来乡村，一定是新时代充满希望的田野。
当然，在目前乡贤治理仍处于探索阶段的背景下，也特别需要警惕，利用乡村社会权威的体制外力量与基层政权的谋利型结合，异化为“伪乡贤”，进行利益输送，甚至滋生新的腐败。
此外，农业农村项目的回报期较长，部分乡贤对反哺家乡存在认识偏差，存在投机心理，少数人通过项目圈地获取土地利差，这些投机性行为对乡村产业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要防止个别乡贤利用农民的法律意识薄弱而侵占村集体利益。
总之，让乡贤回家是这个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这个时代进步的标志，鼓励和支持“乡贤回家”应成为这个社会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中国的乡村建设才有希望，中国的乡村振兴就有希望！
（作者：卫 东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数字传播首席专家、荣程新智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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