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7日，塔利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新政府。班再不再在塔利班踌躇满志地以阿富汗合法政府的执政形象登上政治舞台时，阿富汗多地爆发了一系列女性运动，阿富妇女走上街头，汗女要求塔利班给予她们教育权、流泪工作权和参与国家治理的塔利权利。　　20多年前，班再不再塔利班曾在阿富汗对包括女性在内的执政群体施行高压统治；如今再次执政阿富汗，塔利班将如何对待女性，阿富为全世界所关注，汗女这也成为判断2.0版塔利班本质的流泪重要标准之一。　　在伊斯兰框架下学习和工作　　阿富汗TOLO电视台9月4日发布了一段视频：一群女性用罩袍和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塔利然后走上喀布尔街头，班再不再要求获得工作和受教育的执政权利。在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荷枪实弹的塔利班士兵拦住了她们的去路。一个戴着眼镜、包着黑头巾的大胡子男人挥着手，用扩音器叫她们离开。抗议升级为冲突，士兵用弹弓、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驱散了她们。　　25年前，塔利班来了，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游行参与者阿兹塔·纳奇米对TOLO电视台说，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绝不能让往事重演。　　像纳奇米这个年龄的阿富汗人，现在还保留着对塔利班的黑色记忆。上世纪90年代，塔利班对阿富汗尤其是对女性施行了极为严苛的统治：禁止女性上学和工作；女性必须在男性亲属的陪同下、穿上只露出眼睛的布卡才能外出，否则将受到严惩；犯通奸罪的女性会当着她们亲人的面被乱石砸死。这些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批评和抵制。　　重新上台后，塔利班试图以新形象示人。他们多次公开表示将组建包容性政府，实施温和治理。对待女性方面，塔利班发言人沙欣说，塔利班允许女性走进校园，无论她们是学生还是教师；允许女性参加工作，前提是符合伊斯兰框架。　　然而，至少在目前，与塔利班公开表态相悖的事件却时常发生。据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AIHRC）调查，在法利亚布、昆都士、巴达赫尚等地，女性独自外出仍将受到惩罚，为其提供服务的商贩、司机或医生等都会受到牵连。塔利班关闭了这些地区的女校和混合学校，把女生驱出了校园。两家银行的女职员被赶出办公室，由她们的男性亲属替她们上班。　　对此，阿富汗塔利班有他们的解释。我们的士兵还没有接受如何与女性打交道或者说话的培训。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一次发言中说，在我们彻底安置妥当之前，女性不得外出。至于是否允许女性参加工作，穆贾希德表示，在建立伊斯兰体系后，由律法和真主的旨意来决定。　　实际上，女性将在什么样的伊斯兰框架下获得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塔利班给女性立下的受教育和工作权利的规矩，给女性带来了极大不便，足以把她们排除在大部分公共场所之外。此外，女性接受的是宗教教育、职业教育还是其他，目前也不得而知。　　阿富汗女性的苦难从未停止　　对一部分阿富汗人来说，塔利班执政意味着社会的退步。普什塔娜·杜兰尼是一家专注教育和女性权利的非营利机构创始人，她把塔利班的上台看作阿富汗的沦陷。她说：他们来了以后，我哭得太多，眼泪都流干了。　　无可否认，在加尼政府时期，阿富汗女性的权益取得了一定进步。2000年时，接受基础教育的阿富汗的女童数量几乎为零；到2012年，女孩入学率超过85%。在喀布尔，女性开始和男性一起走入大学校园，通过书本和网络了解外部世界。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知识型工作。2021年年初，阿富汗国会中的女性比例达到27%。　　即便如此，阿富汗女性的处境依然艰难。2011年，联合国根据医疗资源、经济资源、社会保守度、性暴力和非性暴力等指标，对193个成员国的女性处境危险程度进行排名，阿富汗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以性暴力著称的印度。在非性暴力、医疗资源和经济资源三个方面，阿富汗是全球女性处境最差的国家。根据联合国报告，三分之一的阿富汗女性结婚时未满18周岁，31%的女孩贫血，60%的失学儿童是女孩。到2015年，在15岁至49岁的阿富汗女性中，有46.1%在过去一年里遭受过来自配偶的暴力。2016年，仅有46.1%的阿富汗女性在生育方面接受过现代医疗手段的干预。2017年，每1000名15岁至19岁女孩中就有62个少女妈妈。在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阿富汗女性充满苦难的人生。　　阿富汗女性遭遇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塔利班　　不过，把阿富汗女性的遭遇完全归咎于塔利班并不客观。阿富汗女性问题在塔利班第一次掌权之前就存在已久。　　女儿是一个家庭的弱点，因为她不能像儿子一样承担家庭职责。养女儿的目标只有一个：把她嫁入另一个家庭。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儿子，那么这个家庭是脆弱的，因为没有能够捍卫家庭、赡养年迈父母的子嗣会被人看不起。在《喀布尔的地下女孩》一书中，作者詹妮·诺德伯格如此写道。　　为了弥补没有儿子的缺憾，阿富汗出现了一种特殊习俗：bacha posh。bacha posh在达里语中是假儿子的意思，即让女儿冒充儿子，承担起男性子嗣的责任。假儿子打扮成男孩模样，从事家务劳动或外出打工挣钱。虽然她们只是替代男性子嗣的赝品，但也通过劳动获得了原本只属于男性的部分权益和自由，比如上学、独自外出、参加体育活动等。这种生活会一直持续到她进入育龄期，再恢复女儿身嫁入另一个家庭，责任也从养家糊口切换到生儿育女。　　这一习俗在阿富汗民间得到普遍认同。在社会观念里，即使把女儿当儿子养，也比没有儿子好得多。在女性权利寥寥无几、束缚却多如牛毛的社会，这是一种不完美但聪明的解决方法。诺德伯格指出，这种习俗早在塔利班上台之前便早已出现，塔利班上台之后也会一直存在——直到阿富汗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那一天。　　女性地位倒退本质上是社会倒退　　造成阿富汗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很复杂。西北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闫伟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塔利班。他说，纵观人类历史，任何宗教在不同阶段都需要新的诠释，使之符合时代变化的需求；造成阿富汗女性问题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宗教，而是社会发展程度。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阿富汗女性一度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一时期也是阿富汗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驻伊朗、阿联酋前大使华黎明曾见证那段历史，据他回忆，那时的喀布尔有东方小巴黎之称，大街上的奢侈品店和现代建筑鳞次栉比，女性穿着西式服装，很少有人戴头巾。　　圣战者上台后，阿富汗社会氛围发生了变化。闫伟说，战乱促使极端思想回潮，圣战者追求宗教复兴，开始了各种限制社会、限制女性的行为。阿富汗女性社会地位的倒退，本质上是社会的倒退。　　阿富汗女性的命运，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联合国发言人斯蒂芬妮·杜加里克日前表示：我们关注阿富汗人权问题，特别是女性权利。女性享有工作的权利，享有安全的权利。我们在喀布尔和其他地方的工作者已经把女性问题摆上了议程。　　国际社会应帮助塔利班政权更包容　　再次执政后，塔利班对待女性的方式会不会改变？这将取决于国际社会关心的另一个问题，1.0版塔利班和2.0版塔利班究竟有没有不同？　　闫伟认为，塔利班确实发生了变化。首先，20年前，塔利班成员多来自难民营的宗教学校，成分单一，受极端思想影响严重。如今塔利班人员构成庞杂，一些20年前的反塔力量甚至也投向了塔利班，其意识形态趋于多元。其次，20年前的信息科技远不如现在发达，如今传媒资讯发达，塔利班有条件也有必要对外部世界有更清晰的认识。再次，许多塔利班现任领导人与前政权有关，他们应该会从上一次失败中汲取教训。　　闫伟分析认为，发展是阿富汗塔利班现在的重要目标之一。如果一味采取高压手段平息社会不满，它的执政将是不稳定的。发展经济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塔利班因此向外界频频示好，释放温和、善意的信号，也会迎合主流价值观，给予女性一定的保护和权利。不过，塔利班的底色没有变，依然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宗教组织。　　人们注意到，在刚刚公布的临时政府组成名单中，没有看到任何女性的身影。单凭这一点也许不足为凭，闫伟认为，阿富汗塔利班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务实与温和，但可能仍缺乏包容，阿临时政府中依然以普什图人为主，女性在政府部门中最多也只是点缀。闫伟说：在目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该给予阿富汗一定的人道援助，并引导和促使塔利班政权朝向更温和、更稳定、更包容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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