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伟（彼得·赫斯勒，双胞双重Peter Hessler）于2000年加入《纽约客》，胎女担任特约撰稿人。儿中他即将出版的美两书《其他河流》（Other Rivers）将于2024年出版。
图片说明：一个世纪以前，我女儿的胎女一位曾祖父为了促进中国的发展到美国求学，取了一个寓意“许多勤奋的儿中人应征入伍”的名字。Photograph by Jamie Chung for The美两 New Yorker / Source photograph courtesy Irene Chow
一个世纪前，我女儿的江城教育一位曾外祖父在美国上学，以进一步发展中国，他的名字意思是“许多勤奋的人被征召入伍”。（编者注：张莘夫。原名张春恩，中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毕业回国后，张莘夫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抗战期间，张莘夫担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主持这几种战略性稀有金属的生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在辽宁抚顺被暗杀身亡。他的儿子，也就是张彤禾（Leslie）的父亲，张立纲，出生于中国河南，固体物理学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原副校长。）
2019年9月2日上午7点01分，在我的双胞胎女儿Ariel和Natasha在成都实验小学开始上三年级的前一个多小时，家长微信群里出现了第一条消息。微信群的名字是六班，每次有人发信息，我的手机都会发出哔哔声。最初的嘟嘟声来自一个叫16号的人——周黎明的妈妈：
关于今天的天气，穿短裤可以吗？
不到一分钟就发出了下一声蜂鸣声。这一次，回应者是35号李佳玲的妈妈：
我们穿着短裤，天不冷。
每条消息都以标准的微信格式出现：时间、发信人姓名、头像和气泡内的文本。气泡在屏幕上滚动，就像剧中的对话一样，剧中的角色既有名字也有编号：
上午7:08
13号赵凡的妈妈：
教室里人多，不会很冷。
上午7时17分
16号周黎明的妈妈：
好吧，那我们也穿短裤。谢谢你，亲爱的@35号李佳玲的妈妈和@13号赵凡的妈妈。
对我和妻子张彤禾（Leslie Chang）来说，让我们的女儿进入成都实验是一个漫长而神秘的过程。2018年春天，我们从科罗拉多州的家前往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省会成都，参观学校。我们会对成都实验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它被认为可能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公立小学。但管理人员对接纳Ariel（张兴采）和Natasha（张兴柔）不置可否。这所学校最近没有教育外国人的传统，如果这对双胞胎上学，他们将是大约2000名学生中唯二的西方人。
他们也将是唯二不会说普通话的孩子。我的妻子张彤禾是美籍华人，20多年前我们在北京做记者时认识。2010年，当Ariel和Natasha出生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时，她们取了正式的中文名字：张兴采和张兴柔。但这对双胞胎从来没有用过中文名字，我和张彤禾也没有试着教她们普通话。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总有一天我会回到一所中国大学教书，女孩们可以通过沉浸式学习中文。
2019年8月，在秋季学期前三周，我们搬到成都时，这仍然是我们的计划。我们住在成都实验街对面的喜来登酒店，每天早上都有一位老师来给张兴采和张兴柔上普通话速成班。与此同时，张彤禾和我试图联系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但大多没有成功——似乎每个人都失去了联系。最后，离学期开始只有四天了，就在我们开始恐慌的时候，一位老师通知我们，欢迎女孩们入学。我们从来都不清楚这一决定是如何或为什么作出的。
作为入学注册过程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在微信上加入其他家长的行列。有时微信群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语言，在六班，标准代词是第一人称复数，就好像父母和孩子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我们穿短裤；
我们有数学作业。
对于用户名，家长通过孩子来识别自己，通常还包括学校分配的学生编号。（为了这个故事，我更改了其他孩子的名字和号码。）在交流中，人们礼貌地用他们的全名——35号李佳玲的妈妈，42号朱震涛的爸爸——来称呼对方，就好像这些都是正式的头衔一样。
除了爸爸妈妈们，群里还有几个奶奶和爷爷。微信群中的用户可以双击某人的头像，这被称为“拍了拍”。任何拍了拍都会被记录下来，就像其他人都能看到的舞台方向一样。微信除了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序之外，可能也是最被动骚扰的。中国人往往痴迷于微信，如果消息无人回复，他们会变得不耐烦。我经常想知道六班的其他人是否在帖子中找到了幽默：
晚上9:11
07号陈其兰的奶奶拍了拍26号刘佩玉的妈妈
如果我按照标准的格式，我自己的头衔会是最长的：54号张兴采和55号张兴柔的爸爸。张兴采和张兴柔是唯一的双胞胎，作为后来者，她们被分配的数字是最大的。我们没有时间买校服，所以第一天我们从学校借了两套：深色格子裙和绣有校徽的白色纽扣衬衫。所有其他学生都戴着红领巾，这是少先队的标志。当我们道别时，张兴采和张兴柔看起来很紧张，但很镇定。
那天，张彤禾和我要搬进一间公寓。我们从喜来登酒店租了一辆面包车来运送行李，然后张彤禾打车穿过小镇去宜家买了一些家具。当我打开行李时，我的手机会周期性地发出哔哔声，我查看了六班的对话。我注意到，父母也用孩子的名字称呼配偶，这为被动骚扰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上午11:58
16号周黎明的妈妈：
我可以问一下我们下午几点去接孩子吗？
陈其兰的妈妈：
昨天家长会上，张老师说他们应该3点40分到大门口接孩子。
16号周黎明的妈妈：
@陈其兰的妈妈 哦，谢谢你。周黎明的爸爸去开家长会了，但他没有告诉我
三点前，54号张兴才和55号张兴柔的妈妈打来电话解释说，由于宜家的各种延误，她无法去学校接孩子。[捂着眼睛哭着笑着表情符号]我一个人在大门前等着。当六班走出校园时，张老师走在一排整齐的孩子前面，Ariel和Natasha在最后。这对双胞胎一直互相抱着，直到我身边。
“我觉得自己太笨了！”Ariel说。她挤在我身边，突然大哭起来。“我们什么都不懂！”她的姐姐也哽咽着说：“我不想回去了！”
几个家长同情地看着我，张老师匆匆走了过来。她是中年人，有一双警觉的大眼睛，举止温和。“我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她说。
我感谢她的耐心，并说我们将继续在家学习普通话。我等着Ariel和Natasha冷静下来，然后我们走到地铁站。一路上，我们经过一个巨大的红色标志：
成都实验小学
（建校于1918年）
实验研究 辅导地方
这所学校没有其他美国学生或老师，但早期它受到了美国思想的很多影响。19世纪末，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开创了实验学校的概念。在杜威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对中国没有特别的兴趣，但在1919年春天，他被邀请到日本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杜威在东京时，一个中国学者代表团访问并说服他到中国进行巡回演讲。
杜威此行恰逢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1919年5月4日，这位哲学家抵达中国三天后，数千名大学生聚集在北京，抗议《凡尔赛条约》的条款。学生们对获胜的盟军计划将德国在中国东部的租界让给日本人感到不安。他们的抗议扩大到解决其他政治和社会问题，最终被称为五四运动。
两千多年来，儒家对学术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势。但教育的主要目标一直很狭隘：培养男性——只有男性才能通过科举考试并成为政府官员。1905年，考试制度突然被废除，给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个生存的问题：在现代中国，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什么？
杜威在中国的第一次公开演讲的题目是“美国的民主发展”。一千多人参加了演讲，很快这位美国人就被誉为“第二个孔子”。他将演讲之旅延长了两年多，在全国各地发表了大约200次演讲。总部设在纽约的外籍人士刊物《中国学生月刊》描述了这次招待会：
银行家和编辑经常光顾他的住处；老师和学生蜂拥到他的教室。俱乐部争相招待他，听他讲话；各家报纸争相翻译他的最新言论。
杜威强调实用主义和实验性，他警告中国观众不要盲目引进任何单一的西方教育模式。在杜威看来，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西方思想中最好的东西是被自由采用，但要适应中国的条件。”杜威认为，教育应该让学生做好参与民主的准备，这一理念被五四运动所接受，五四运动提倡学生被人格化为民主先生和科学先生的价值观。其他政治思想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许多参加杜威讲座和课程的教育工作者随后试图将杜威的思想融入中国的学校。胡颜立就是其中之一，他最终成为成都最重要的小学的校长。为了向杜威致敬，学校的名字被改成了“实验”一词。
胡颜立领导成都实验十几年，学校至今仍在庆祝这一时期。在双胞胎出生的第一天，在主庭院里，我们经过了一系列著名的纪念展览。其中一张照片是胡和其他老师聚集在学校旧址上的黑白照片。另一篇文章引用了胡的话：
“为了让其他学校更容易接受这些理念，我们没有做任何任性的事情，但我们一直强调自我激励的学习，特别强调培养民主精神。我们希望适应每个学生的个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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