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个月，任泽平张雪峰对新闻传媒专业的众生抨击爆火，加上今年新闻口很配合，任泽平从诬陷偷拍到饿死东洋，众生为张雪峰提供源源不断的任泽平论据，一些群众憋了好久的众生话终于被嘴替、被验证，任泽平另一些群众也接受了理论实践相结合的众生持续教育，成为了打破西化精英思想话语垄断的任泽平典型。
笔者所在的众生财经领域也是西化精英垄断的重灾区，相比新闻行业，任泽平财经话语垄断更直接地涉及每个人的众生财产利益。而且因为经济现象天然具有复杂性，任泽平很多财经言论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众生非常“为民请命”，任泽平实际上普通人被卖了还要帮忙数钱。
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碧桂园与房地产等文章中，笔者批判了很多具有误导性的财经言论，希望能帮助普通人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立场，以及什么样的政策有助于增进自身的利益。今天我们追根溯源，来做一个发表这些言论的财经御用文人的合集。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为不经过具体的生产过程，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就不能转化为社会产品，知识分子本身也取得不了回报。有些知识分子深刻领悟了其中道理，但发现相比与工农群众结合，与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带来的社会回报更加丰厚，各行业的御用文人应运而生。
经济学家（包括金融、商科等的广义经济学）的知识和言论可以直接帮助雇主扩张社会资源支配权，是御用文人中待遇最好的一批。在旋转门发达的美国，萨默斯等经济学家学而优则仕，可以直接出任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总统经济顾问委员等高官，控制全社会财经资源流向。
而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在政府体系内一步登天，“学者型官员”的著述范式也与学术方法论大有不同。最紧密依附体制的经济学家来自非高校的公立研究机构，他们不能直接影响政策，对外发声也以解读政策为主，对普通人的经济认知影响很弱，而且往往因为水平不佳引发众怒。
依附于资本的财经御用文人则不同。由于近几十年的经济学教育，拿着西方主流经济学锤子的经济学家看我国经济到处都是钉子，批判起来更加驾轻就熟。而且他们发言的灵活性更强，与市场媒体的绑定更深，总是能语出惊人，形成广泛的社会传播，久而久之塑造符合其背后金主利益的财经舆论环境和思维惯性。
不要低估市场言论对体制内的影响力，就拿最近几年来说，大规模减税降费、认房不认贷等政策都起于市场舆论，最终传入体制内决策程序并落实为政策，对所有普通人的利益产生深刻影响。
所以，依附于资本的财经御用文人的言论，最值得我们普通人警惕、辨别和批判。笔者结合近几年观察财经媒体言论的经历，扒一扒财经御用文人的七种众生相。
狂热宣教
这是财经御用文人的最早版本，可以说是经济界的“河殇派”。彼时刚刚改开，新兴的企业主阶层亟需为他们的种种行为取得合法性背书，国内的经济学知识分子立刻跪在了科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上帝面前，谁能更多地把新自由主义“圣经”翻译到国内，谁就是优秀的、勇敢的大经济学家。
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自带皈依者的宗教狂热，所有的言论都充满了极端盲信，批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罪”，赞美私人资本的神圣高效。张五常的经典言论“腐败利于经济发展”，理由是腐败把公有资产和社会权力让渡给了私人企业，只要私有化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点代价是可接受的。
和民国大师一样，殇派御用文人受益于国内外经济研究水平的巨大落差，只要出国够早、会点基础模型理论，甚至傍上某个外国经济学家就可以成为“经济大师”，其实他们的研究能力非常低下，只能靠念经过活。张五常言必称自己和科斯关系铁，张维迎只会那几句新自由主义口号，许小年甚至要把复读写在标题里。
庆幸的是，中国政府没有全盘接受他们的疯话，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殉道形象，加强宗教传播力。许小年特别爱立“说真话”被打压的人设，却从来不把自己说了什么、官员怎么批判他拿出来让大众品鉴品鉴，可能也是知道自己的“真话”其实只是“真经”而已吧。
他们的布道总体上还是成功的，给几代人打上了思想钢印。无论事实如何，无论是不是受益者，分了、私了、洋了就是好了、正确了，成为很多人甚至很多政策的思考起点。但他们的学术水平实在太烂，现在只好把他们供奉为思想旗帜，避免参与太多具体议题成为金主的“高级黑”。
操纵数据
在这个群众越来越不好骗的时代，财经御用文人也得采取至少看起来更加可信的方式，增强言论的传播力和说服力，才能达成维护增进金主利益的目的。
现在很多网民都有了“观点需要论据佐证”的意识，但尚未拥有验证论据可靠性的主动性和能力，很多御用文人钻了这个空子，在文章中大量添加数据图表骗取非专业读者的信任，但实际对数据的引用和解读完全偏颇。下面两篇“雄文”就是这种伎俩的集大成者。
2023年春节前后，殷剑锋连发两文批评政府国企拿走了经济总量的太多比重。《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一文，殷剑锋声称，居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对中国消费的抑制作用很小，因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385，收入很平等，然后放出了这张图：
这是操纵数据中最蠢的一招，数据造假。图中的数据是世界银行的消费基尼系数，只能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不能反映收入差距。中国的廉价公共服务体系保障了居民消费的相对公平，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65，殷的论点根本经不住百度一下的打击。
在《财政的“钱”去哪了》里，殷剑锋又抛出神论：中国财政就是抠门鬼，福利支出比例比印度还低。
这是第二招：活用口径。中国的福利支出只算了一个很小的财政科目，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等福利支出视而不见，而其他国家则采取了一个很宽泛的大口径数据把中国比下去。如果中国的福利真的不如人均寿命比我们低11岁的印度，殷剑锋为什么不润过去？
回到不消费文，殷剑锋还使用了最高明一招：货不对板。他说，中国人的财产性收入只占总收入的4%，如果提高到美国水平的22%，中国人就敢消费啦！
这个计俩遮掩了数据背后的逻辑，缺乏专业知识的读者很容易就被带偏了。不妨想一想，美国人在股市里虚空生出的钱，为什么能转化为购买力？因为中国人在努力工作生产廉价商品。那么14亿中国人在股市里虚空生出的钱，又能找谁转化为购买力而不是大通胀呢？
这两篇文章的数据论证漏洞多如牛毛，却依然在很多平台赢得了不少点赞，可见操纵数据的简单手法多么容易迷惑普通人。殷剑锋是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钻进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挂了个理事长衔，这两篇“雄文”不仅发在社科院某下属单位的公众号上，又获得了“自由XX电台”的皇军认证，脚踏三只船的功夫令人钦佩。
逻辑迷惑
经济学理论中有很多反直觉的结论，背后有着一整套自圆其说的数学推导逻辑。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在刚接触这些逻辑时会觉得非常新奇、非常严谨、非常深刻，立刻贬斥生活中的常识，投入“理性的科学”的怀抱。一些御用文人就是靠贩卖经济学101的新奇感和优越感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2020年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著名经济学101讲师薛兆丰语出惊人：口罩不应该限价，应该赞美发国难财的人。因为根据价格调节机制，高价口罩可以吸引更多主体生产口罩，“帮助”处于国难中的其他人——这是最最经典的自由主义论调，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利他。
鉴定为“典”，不算阴阳怪气
笔者不再盲信此类逻辑的契机，在于发现精巧的模型得不到经济现实的验证。对于某些办公室经济学家，口罩仿佛能在提高价格的瞬间自动出现在货架上，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时间。而且事实证明，价格信号是口罩供给增加的不充分不必要条件，大发横财的口罩倒爷没有一个进入生产领域，口罩短缺最终靠国家组织的限价扩产解决；而在口罩自由涨价的大洋彼岸，直到躺平弃疗也没有建立起本土口罩产能。
当然也不能太冤枉经济学，毕竟市场结构理论清楚指出，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下，厂商将使产量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从而维持高价。只是薛兆丰知识基础不牢靠，只认得完全竞争市场一撇一捺两条线，“恰好有限”的知识让他“恰好提出”了最有利于口罩倒爷的建议。
同样的逻辑迷惑不胜枚举，比如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声称，毒品的需求弹性太低，禁毒不利于减少与毒品有关犯罪——这混淆了个体瘾君子的吸毒需求弹性很低，但全社会瘾君子数量相对禁毒力度的弹性很高，一旦松开禁毒，会大幅增加毒品受害者人数。
再比如茅于轼经济适用房不修厕所、和珅往赈济粥里撒沙子——礼不下无过错的穷人，刑不上有过错的富人，颠倒奖优惩劣的激励体系，终将导致社会生产积极性的全面萎缩。
面对御用文人逻辑迷惑的言论，最好的防御就是“多想几步”。比较一下他们逻辑下事件的发展轨迹和真实世界的走向是否一致，如果历史上或者国外类似的事件没有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那么他们所宣称的结果很大概率只是一张大饼。
另外，不要放弃自己的社会价值判断，御用文人擅长用看似“客观”的理论逻辑掩盖自己的价值立场，反而要求对方放弃自己的价值站位。比如大量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反对政府设置最低工资，因为这将促使企业减少雇佣、损害劳动者利益。
作为劳动者不妨提问：劳资双方的生存压力与合同谈判能力是否对等？靠无限降低工资才能盈利的企业对提高社会生产力是否有益？如果两个答案都是否，那么“最低工资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责任，应当归属政府还是应该被淘汰的低效企业？
岁月史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御用文人们再清楚不过历史解释权的重要性。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运用很多量化历史方法，论证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是因为保护产权的制度好，前殖民地国家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宗主国的剥削，而是因为他们的制度不好。什么制度才是好制度呢？当然是越像西方的制度越好！
阿西莫格鲁的经济史研究结集就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代圣经《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它不仅为西方遮盖血腥原始积累、推广私有化自由化提供了“理性客观”的学术依据，还成为了经济史研究的万能模板：通过历史故事把一个新奇变量和保护私有产权联系起来，然后用计量模型证明，制度越好，经济越好。
国内因袭这个模板的滥觞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中国基督教小学教育越发达的地方，西化程度越高，产权保护越好，所以现在经济越发达。陈志武等一派学者在香港做的所谓量化中国经济史研究，也都是相同的套路、固定的结论。
御用文人们也没忽视通俗渠道，在国内的代表当属“精英主义”吴晓波。4个字足以概括他所有经济史作品的主旨：国退民进。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里，吴晓波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自由市场等近现代经济概念生搬硬套回古代，根本目的意在影射当代经济制度。
最典型的莫过于猛烈批评王安石扼杀工商自由，抛出“经济集权亡国”论，至于借变法中饱私囊的豪绅阶层，怎么能影射批评自己的金主呢？
《激荡四十年》则有着典型的“黄金八十年代”史观，虽然不及“腐败有利论”露骨，市场化、民营企业是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在为马云、柳传志等企业家献上讴歌与共情的同时，社会秩序的混乱、改制带来的激励导向崩溃、被当成包袱甩在地上的下岗工人，时代的野蛮和普通人的痛苦都被轻描淡写了。
80年代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长最慢的10年
无论学术论文还是通俗读物，大量经济史文献不过命题作文尔尔。只要多一些历史宏观视野，它们或机巧或粗糙的论证都会露馅：只要了解美西方在战后对前殖民地国家的干涉、封锁和颠覆，就不会相信“经济不好是因为制度不好”的暴论；而熟悉中国豪民历史变迁的读者，也自然不会认为所谓“国退民进”的“民”会轮到平民老百姓。
左右逢源
互联网大众传媒时代，普通人的评价对专家的名声和传播力至关重要。一些经济学家抓住风口在社交媒体上“为民请命”提高传播度，再到另一边兑现工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左手名右手利，岂不美哉。
北大国发院长姚洋大概是国内高位经济学家中最有网红气质的，经常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媒体评论。从言论整体风向来看，他试图塑造和普通人共情形象、规避何不食肉糜的常见雷区，反对高中职业分流等观点收获了广泛好评（虽然笔者想吐槽，姚院长就不想建言解决蓝领工人被锁定为低收入者的根本问题吗？），但也不乏“年轻人别把自己锁死在房子上”的翻车场景。
呼吁年轻人别把自己锁死在房子上的姚洋，似乎又不愿意看到房地产企业吃亏。在国内的采访中，他谨慎地批评政策，将遏制房地产债务膨胀的调控归为“教训”，主张容忍5%通胀的过热。到了某境外媒体，他的口径变成了急切敦促取消三条红线，用社会储蓄为房企的不理智扩张买单。而认房不认贷后商品房立刻涨价的行为充分证明，“降价自救”是幌子，重点在于其他保证房企毋需降价也可续命的政策。
作为国发院长，姚洋经常在国内期刊发表主旋律文章，受邀在官媒上正面评价中国经济。可在经济学国际最顶刊AER的署名论文《中国地方选举的兴衰》中，姚洋画风大变：中国“专制政府”通过2003年加强农村财政支出管理的改革压制了农村民主自治。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读者对基层曾经的混乱野蛮有所耳闻身历，但在姚洋的论文却把整治乱象的政策讲成了这么一个西方喜欢的故事。
论文标题：TheRise and Fall of Local Elections in China
当然可以辩解说，发在AER上的涉华论文都是这种调性，姚洋对论文的主要贡献是提供数据云云。但面对最顶刊AER署名的诱惑，姚院长就是失去了在国内官媒上讲话的正能量。在国外顶刊和国内官媒上熟练掌握两套叙事的中国经济学家相当之多，谁又能知道哪一套话术是真心，哪一套话术是逢场作戏呢？
反串双簧
2018年，所谓“著名经济学家”吴小平发表神论：到了民营经济逐渐离场的时候。其实周雪城等老派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长期在媒体上坚持“终极理想是消灭私有制”立场，每次都引发御用文人的惊诧围攻。
但吴小平的头衔是：“中金公司CICC零售业务以及财富管理业务创建者、金融评论家、商业观察家、网络金融界人士”，且不论他怎么变成的“知名经济学家”，这种根本不可能信仰马克思的资本市场赢家，怎么突然开始吃饭砸锅了？
这是一次再明显不过的反串黑公关：国内所有媒体专家一拥而上，民营企业的功绩如数家珍、民营企业的不容易哭天抹泪，境外媒体更是吐出了很多掺杂意识形态抹黑的脏水，内外联动仿佛民营企业马上就要被卸磨杀驴了。直到现在，上至最高领导人的官方都要不断出面否定“离场论”，并接连出台让利政策安抚民营企业自证清白，反串黑策略大成功。
即使没有抛头露面的诱饵，财经御用文人也会抓住所有批评言论加以扭曲夸大，把握有强大舆论资源的金主塑造成楚楚可怜的羔羊，争取不被批评的特权。
2020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教培、蚂蚁金服、滴滴等行业企业抬高社会成本风险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了整治，越来越多的网民能够辩证认识民企的优点缺点，并对不道德不合法的经营行为表达批评。但这些合理批评到了某些专家嘴里，部分青红皂白都变成了“极左言论”、“污蔑诽谤”、“打击民营企业家信心”。
“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御用文人常对体制如是喊话，可对于批评民企的声音，他们却迫不及待地“磨刀亮剑”！所谓的不友好，简直是苏联笑话的翻版：他诽谤民营企业家！他都说什么了？他把某某企业家干过的事说了一遍！
实际上，被舆论批评的企业拥有雄厚的法务公关钞能力，压热搜、水军控评和南山必胜客等手段花样繁多，没有组织的个体网民才是舆论上的弱势一方。但现在，一个膀大腰圆的小孩天天跑到老师面前哭诉告状，说瘦瘦小小的同学天天骂他，老师不胜其烦，不辨真假地要求后者认错改正。这样不能餍足企业家的信心，但必然伤透了消费者和劳动者的信心。
百转归一
前面我们列举了6种财经御用文人的文风技法浮生相，但最后一种御用文人很难用单一的方法论概括，因为他们一言一句都是业务，技法名器存乎一心随取随用，本身就是行走的行业榜样。
其中翘楚当属任泽平，他是财经专业人士中最懂运用网络传播的，网红大V中最懂财经论证的。2017年以千万年薪入职恒大，为他奠定了超越财经专业的全社会关注度，此后他用心经营公众号等社交平台，打造“实战经济学”、“良心经济学家”人设，拥有极多的网络拥趸，操控了很多人对当下财经热点问题的看法。
在《谁在为碧桂园喊冤》一文中，我们详细分析了任泽平“政府拿走了房价的70%”暴论是怎么操纵数据，把房价高企的锅从地产商甩到政府身上的。2016年此论一发，广大网民破获真凶义愤填膺，直到现在，“政府是房价的罪魁祸首”的谣言仍然统治着房地产话题下的舆论。
凭借长期深耕和不世之功，2017年任泽平高薪入职恒大，任泽平的御用文人天赋也确实不愧如此高薪，入职后的一切言论总结起来只有四个字：卖房、降息。
其他观点不论，任泽平“房地产长期看人口”的论断是正确的，所以他的卖房策略切中根本，直接催生。任泽平团队每年都要发布若干次人口研究报告，强烈呼吁放开生育限制、提高生育福利（当然绝口不提降房价），获得大量的“良心”称赞。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避孕药厂商成了生育英雄，这个笑话太过黑色以至有点地狱。
受害者表示已谅解加害人，并愿意让下一代继续受害
笔者最早意识到恒大的债务可能存在问题，来自19年任泽平开始不择手段疯狂呼吁降息降准。要求降低资金成本是所有资本市场喉舌的必修课、口头禅，但彼时任泽平穷尽一切论证手段，超高频、极露骨、无下限呼吁放水，不得不令人怀疑他的甲方已经付不起利息了。
字里行间只有两个字：放水！
那一年在猪肉价格带动下，我国通胀创8年来最高水平，下半年通胀最高达到4.5%。任泽平坚称“刨去猪肉全是通缩，不能为了一头猪牺牲国民经济”，应对策略只有三件事：降息、降息，还是降息。事实上，当时排除食品能源的核心通胀是1.4%，任泽平重新定义通缩。他的招牌“金句”的潜台词无非是：不能为了穷人吃肉牺牲房地产商的债务扩张。
2020年，任泽平力推新基建而不是刺激消费，毕竟只有继续依赖投资才能推高房价、扩大举债空间，这是他最后的辉煌了。虽然苦心孤诣呼吁放水为集团债务续命，终究兜不住许老板的作死行为，任泽平在21年6月恒大爆雷前成功跳车，后来还发文自诉“忠而见疑”，全然忘了当年呼吁降息时的撒泼打滚。
作为意见领袖的翻车时刻也很快到来，2022年1月，任泽平建议“每年印钱2万亿，十年多生5000万”，终于暴露了他的荒诞无凭和哗众取宠。这场翻车的讽刺之处在于，正是因为财经御用文人十几年如一日地污名化“四万亿”计划，印钱放水有害经济的观念深入人心，等他们真的需要呼吁放海救金主的时候，才发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现在，卖不出观点转卖洗发水的任泽平躺平了，偶尔发发“房价不能涨不能降，不能不涨不降”的阴阳怪气。其实普通人不介意告诉任泽平怎么拿这个诺奖：别惦记百姓的钱兜底，你们和金主们吐出不正当得利自己收拾烂摊子。
最后，笔者想说明，本文既没有覆盖完整所有财经御用文人的嘴脸，也无意把批判对象扩大到整个经济学学术界。在象牙塔里，主流经济学起码还讲体面，不少理论或实证研究批判了市场扭曲和企业的不当行为。问题在于，御用文人的个体逐利自觉构成了经济学界的集体不自觉，更多把偏袒资本利益的经济话语输出到了社会上和决策过程中。
体制存在的巨大弊病不容否认，但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们的贡献；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不可替代，但不容无脑美化包庇。笔者反对的不是某种所有制或者特定的专家，而是以普通人利益为代价，罔顾事实和逻辑的舆论操控和政策游说。希望帮助非专业人士在舆论场上保持清醒，这就是笔者把财经知识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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