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之人，从来可以是正经任何人。爱读书的上厕所看书才事人，也不只在书桌前读书。正经比如，上厕所看书才事厕所阅读的正经流行程度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如厕时读书，上厕所看书才事不只是正经我们密而不宣的习惯，也是上厕所看书才事古今中外都有人严肃讨论的事。原来小偷也读书，正经甚至读书“雅”贼还能和被偷书的上厕所看书才事文人成为朋友......
下文摘选自《担头看花》，从钱锺书《容安馆札记》谈出恭看书，正经雅贼窃书又回访，上厕所看书才事到“不必读”书单、正经康德散步考辨等学人掌故，上厕所看书才事作者陆灏的这几篇读书札记透出外松内敛的寓言般感悟。他还引用叶圣陶与俞平伯书札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这段话是叶公对俞老言及书法的高下：“弟以最低浅之观点言之，佳书只是‘舒服’与‘不做作’而已。”
在你看来，好文章、好书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否也跟本文作者意见相通，只是“舒服”与“不做作”而已。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拟。
01
出 恭 看 书
一
《纸还有未来吗？——一部印刷文化史》（Interacting with Print: Elements of Reading in the Era of Print Saturation）是一部论文集，欧美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就印刷文化史中诸多关键概念，如手稿、纸张、广告、装帧、索引、选集等展开讨论，其中“易逝”（Ephemerality）一篇在结论部分引了查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对他儿子的建议：
一个绅士应该是一个善于安排时间的人，不会浪费生命。即使能召唤他去饭堂进食，他也可以在此间隙读一读拉丁诗人的作品。比如，他买了一本《贺拉斯诗选》，撕下几页，随身带着读。他先读了一遍，然后把它们作为祭品送给克罗阿西娜。 （傅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3月版，160页）
最后这个词“克罗阿西娜”，译者加了一个脚注：“Cloacina，古罗马神话中管理下水道和公共卫生的神职。此处意为，撕下的几页读完后便丢弃掉。”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五十则是读《切斯菲尔德勋爵书信集》（The Letters of Lord Chesterfield）的札记，正好抄录了上面这封信的原文，相应部分如下：
I knew a gentleman who was so good a manager of his time that he would not even lose that small portion of it which 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 but gradually went through all the Latin poets in those moments. He bought, for example, a common edition of Horace, of which he tore off gradually a couple of pages, carried them with him to that necessary place, read them first, & then sent them down as a sacrifice to Cloacina.
对照译文，便发现译者把“the calls of nature obliged him to pass in the necessary-house”，理解为“召唤他去饭堂进食”，所以后面的妙处也无法译出。
钱先生在抄录这段话后加了一句简短的总结：“that is, use them both as reading material & as bum-fodder.”大致意思就是：撕下的几页《贺拉斯诗选》，既当了阅读材料，又当了手纸。因此，上文显然不是去饭堂进食，而是去厕所出恭时带了几页贺拉斯诗选来读，读完就拿它们擦屁股，也就成了“献给下水道女神的祭品”。
二
由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信中提到的出恭看书，钱先生旁征博引柯勒律治、詹姆斯·乔伊斯、包斯威尔等作品中的例子，又说到中文典籍，《归田录》中的那段。
钱思公云：“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
谢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朗然，闻于远近。“
接着引《北东园笔录初编》，作者梁恭辰为清代学者梁章钜之子，卷一中说：
家大人公车诣京时，及见余秋室学士，尝因问私请曰：“先生书法精妙，何以不得鼎元？”
学士笑曰：“丙戌科榜下归班时，有广东吴某者来访，曰：‘君其出恭看书耶？’予怪之，吴曰：‘我亦犯此罪过，去岁大病，梦入阴司，阎王命判官取生死簿，上签“出恭看书”，余减寿二纪，君削状元为进士。’”
这里涉及乾隆年间著名文士余集未得状元的一段猜想。
余集，字蓉裳，号秋室，浙江仁和（杭州）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道光三年（1823）。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官至侍讲学士。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十八则论余集的作品说：秋室多才艺，所撰《燕兰小谱》，笔舌轻隽，余剧赏之。今见其正经文字，虽颇雅饬，却拘窘无足观者。 又引《秋室学古录》卷六《秋室居士自题墓志铭》，谓余集生之日，其父“梦初日照庭，光耀一室”，“有嘉徵，必有殊荣，而余之名位不振，岂有遗行而帝夺之耶”云云。
大概当年余集颇有文名，未得状元，大家都很惋惜，纷纷猜测原因。
蒋宝龄《墨林今话》卷七“余秋室三绝”说：
先生画山水、禽鱼、兰竹，靡不臻妙。尤擅士女，风神静朗，无画史气。然深自矜重，不轻为人作，得之者比诸仇、唐遗迹。晚年多作竹石，以塞人请。……曩闻之玉壶外史云：“先生捷南宫后，殿试当大魁，以善画美人，故抑之。”此事虽无确证，然传播艺苑，著为美谈久矣。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版，122页）
余集因为善画美人丢了状元，陈寅恪听信蒋宝龄的解释，在《柳如是别传》中谈到顾云美所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图》时说：
“继续摹写者，颇亦不少。惜寅恪未得全见。惟神州国光社影印余秋室白描柳如是小像最为世所称道。蓉裳善画美人，有‘余美人’之目（见秦祖永续桐阴论画等），竟坐是不得为状头（见蒋宝龄墨林今话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中册，446页）
余集：《散花图》（朵云轩旧藏）
而钱锺书所引梁恭辰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因为余集有出恭看书的习惯，遭到老天爷的惩罚，原本可以得状元，现在只是进士。
孤证不立，《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五十则又引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云：
戴尧垣《春水居笔记》载杭州余秋室学士厕上看书折去状元一事甚详。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见学士即问此事，学士曰有之。 （见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466页）
《丛话》中接着一句“可见尧垣之言非妄”，《札记》跳过未录。这样看来，有三个不同的来源证明此事。而所证明的，也不过是广东吴某人的梦话。究竟如何，冥冥之中只有天知道，乾隆皇帝可能知道，而余集本人显然愿意相信这个说法。
上引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那段话后还有一句：“此小像不知是何年所作。以意揣之，当在秋室乾隆丙戌殿试以后。然则‘余美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不任其咎也。” 可惜陈寅恪没有注意到这 个传闻，否则可以更加放心，余集未得状元，与画柳如是像并无关系。
三
周作人也写过一篇“入厕读书”，原载《宇宙风》一九三五年第五期，后收入《苦竹杂记》。开头引清代学者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卷四“入厕读书”条：
旧传有妇人笃奉佛经，虽入厕时亦讽诵不辍，后得善果而竟卒于厕，传以为戒。虽出释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见污秽之区，非讽诵所宜也……
这段文字《容安馆札记》也抄录了。郝懿行是周作人喜欢的学者，他引了这段文字后说：“郝君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异议，因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98页）
当然前提必须是厕所像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所描述的那样，知堂老人说：“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时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可不必。书也无须分好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我有一个常例，便是不拿善本或难懂的书去，虽然看文法书也是寻常。据我的经验，看随笔一类最好，顶不行的是小说。至于朗诵，我们现在不读八大家文，自然可以无须了。” （同上，101页）
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中还引了不少有关出恭看书的中外典籍，可是他没有像周作人那样亮出自己的态度。
杨绛的《我们仨》后附了几张他们的女儿钱瑗画的钱锺书速写像，其中有一张“My father doing a major”，画的正是钱锺书在“necessary place”的场景，手臂搁在暖气片上，紧握双拳，手上并没有拿书本 （三联书店，2003年7月版附页） 。
02
康德散步轶事：
误点其实是因为阅读卢梭？
毛姆随笔集《随性而至》中有一篇《对于某本书的思考》，把哲学家康德的日常生活写得绘声绘色。
其中说到一段轶事，后来流传甚广： 康德每天不论天晴还是下雨都要散步，而且不多不少一个钟头；每天离家的时间也是分毫不差，镇上的人都能根据他出门的时间来对钟；而且他散步一成不变走着相同的路线，只有一七八九年七月中下旬的某一天，他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哥尼斯堡的居民惊讶万分，纷纷议论一定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原来这一天康德得到消息，巴黎的暴民攻陷了巴士底狱 （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 10 月版，118—119 页） 。
但毛姆在小说《寻欢作乐》中借评论家牛顿之口说的这段轶事，却略有不同：
康德不是改变了散步的方向，而是提早一个小时从家里出来，邻居们照样脸色大变，他们明白一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果然他们猜对了：康德刚刚得到巴士底狱陷落的消息 （叶尊译，译林出版社，2006 年 1 月版，206 页） 。
两种说法，哪个更为准确呢？我翻阅了手边三本康德的传记：〔德〕卡尔·福尔伦德的《康德生平》 （商务，1986） 、〔苏〕阿尔森·古留加的《康德传》 （商务，1981） 和〔美〕曼弗雷德·库恩的《康德传》 （世纪文景，2008） ，结果，都不是这么说的。
康德每天午饭后要散步，这都有记载，但出门时间分毫不差，却不是指散步，而是有几年，康德每天下午要去拜访因痛风不能出门的老朋友格林，这位英国老朋友过着严守规律的生活，被称为“像时钟一样的人”，康德和他“相聚时间的规律性，起初是因为英国人的准时性格，不是因为康德。据说，邻居可以根据康德傍晚离开格林家的时间来对表：访问的时间在七点结束” （库恩《康德传》191 页） 。有个当事人还回忆说：“有时我会听见路上的邻人说：现在不可能已经七点，因为康德教授还没有经过。” （同上，314 页）
而康德听到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改变了散步习惯，三本书都只字未提。
库恩《康德传》在 523 页有一个注释：“曾经有一段常被传颂的轶事，内容大约是康德如此投入卢梭的作品，以至于忘记了他固定的散步时间。由于他在 1764 年还没有过他晚年那种规律的生活，这段轶事可能不是真的。”
无论是攻占巴士底狱，还是阅读卢梭，康德散步改变规律这段轶事，我小时候就读到过，后来又多次读到，也不管是不是毛姆发明的，肯定还会流传下去，知道这个轶事的人也肯定比读康德著作的人多。
03
雅贼“读”书记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诗人张问陶在北京的寓所遭小偷光顾，《船山诗草》卷十一有“五月初二夜贼入飞鸿延年之室尽卷壁上书画去作诗纪事”一首，诗云：
“平生有大幸，遇贼亦不俗。留我杖头钱，舍我瓶中粟。翛然如采东篱菊，篆隶丹青三五幅。虽取不伤廉，虽多不为虐。是为盗之圣，高风羞跖蹻……”
不仅对这个偷书画的雅贼颇为赞赏，最后还邀请他再来饮酒论文 ：
“我有一斛酒，可以销长夏。酌以鸬鹚勺，覆以秦汉瓦，一樽黑夜堪同把。倘肯重来悄语细论文，不妨大家痛饮西窗下。”（《船山诗草》，中华书局，1986 年 1 月版，272 页）
张船山应该是没有等到这位雅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逯耀东刚到台湾大学教书，某天晚饭时，听得有人敲门，开门见一面目清秀的陌生人站在门口，自称是小偷，有事请教。于是请进屋，奉茶，又炒了一盘鸡蛋，留他晚饭。边吃边聊，来人说他曾来拜访过，不过上次是在夜里，而且是从窗子进来的，发现逯耀东“家徒四壁”，无甚可取，也不忍有所取。
其实逯耀东说他家墙上挂着一幅溥心畬“鸟影寒塘静，山光野境澈”的书法立轴，这位小偷是不识货，还是不忍偷，没说。
小偷说，他在报上读过逯的文章，又见他家里这么穷，就决定来拜访，这次不从窗户走，从门里进来。“这些年到人家，从没有走过大门，更没有敲过人家的门，”小偷说，“刚刚敲门时，的确有点胆战心惊。”
在这次正式拜访前，小偷还曾给逯耀东写过一封信，署名“偷儿”，逯耀东记得有这么一封信，洋洋洒洒好几页，字迹娟秀，文也流畅，原以为是某个读者的戏言。这次他又带来一叠稿子和一本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说稿子是他写的，请逯有空时看看，书是他上次来时“借”的，现在看好了归还。随后说打扰半天，要告辞了。
逯耀东送他到车站，他说没钱买车票，逯替他买了票。公车来了，他伸出手握了逯一把，说以后不要再见了，就跳上车走了。逯耀东写了这篇《君子在梁上》，收在《那年初一》 （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0 年 4 月版） 一书中。
04
“不必读”书单
前一阵子，《复旦中文系教授写了“不必读”书单》在微信朋友圈里广泛传播，文章作者严锋也是我的朋友。“读书并非开卷有益，有些书无益，有些书无聊，有些书有害。” 严锋说，“人生有涯，千万不要不加选择地读书，这里提供一份我心目中不必读的书的清单。 ”
这让我想起一百多年前的一八八六年，英国一张报纸开设了一个系列专栏，由“一百位最佳评判者”举荐“一百本最佳图书”，也向奥斯卡·王尔德征求推荐书目。
王尔德回了一封信，以“读，还是不读”（To Read, Or Not To Read）为题刊发在二月八日的《蓓尔美尔街公报》上，编者按语说：“虽然我们刊登了如此多的劝人应阅读什么书的信件，像奥斯卡·王尔德先生这样的权威提出的下述‘不应阅读什么’的建议可能更具有帮助。” （《王尔德全集》第五册书信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年 9 月版）
王尔德把书分成三类，一类是值得一读的书，一类是值得再读的书，一类是根本不值一读的书。
“这第三类尤其重要。告诉人们‘该读什么书’这既无害也无益，因为文学欣赏是人的气质问题，不是由别人指导而得。诗人不必再读启蒙读本，学不到的东西是值得你永远去学的。
但是，要告诉人们‘不该读什么书’就截然不同了。它是我们这一时代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一时代有太多的东西要读，几乎是一种生吞活剥式的阅读，根本来不及去仔细揣摩，而作家也在大量地创作，无暇作进一步深刻的思考。倘若谁能整理出现代课程‘百本坏书’，并开列出书单，这无疑将是现代青少年真正而永久的福音。” （这里引的是《王尔德全集》第四册评论随笔卷里杨东霞的译文）
“不值一读的书”，王尔德也列了几种，我们比较熟悉的有：穆勒作品中除了散文《论自由》之外，其他都可弃之一边；还有伏尔泰的全部戏剧、休谟的《英格兰》、刘易斯的《哲学史》；以及所有值得争议的书和所有想要证明什么东西的书。
05
不必“三思”
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说：“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并举了一个例子，某人三改其诗，愈改愈谬，最后改得不成文理，袁枚感叹道：“岂非朱子所谓‘三则私意起而反惑’哉？”
《论语·公冶长篇》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平时我们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似乎是肯定这样的做法，其实孔夫子当年并不赞同“三思”，而是说：“想两次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论语》不做解释。
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程子的话说：
“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有思则为善矣。然至于再则已审，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
袁枚引的那句话并不是朱子说的，而是朱子引用了程子的话。朱子只是在后面分析了季文子的行为，接着说：“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程子解释《论语》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想得太多，过于谨慎，其实就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反而有问题。
最欣赏《论语》这句话和程子解释的是废名。
废名写过一篇短文《读朱注》，说他常读朱子的《四书集注》，给他带来甚大的喜悦：“……‘再，斯可矣’，你看这个神气多可爱，然而不是程子给我们一讲，我们恐怕不懂得了……”
程子的这段话，几乎成为废名做事的标准。他说：“我阅历了许多大人物，我觉得他们都不及我，因为他们都是‘私意起而反惑矣’，我则像勇士，又像小孩，作起事来快得很，毫不犹豫，因之常能心安理得了，都是程子教给我的，也是我读《论语》的心得了。”
而且废名常常以此来反省自己的行为：抗战时期他在家乡避难，有个穷亲戚的小孩到他家来，他想筹点钱送给这个小孩，但转念一想，这可能会让那个小孩养成倚赖性。废名马上又用程子的话检讨了自己的这个念头：“我第一个想头是对的，应该筹点钱给穷孩子，第二个想头，其实就是‘三思’，是自己舍不得了。
本文摘编自
《担头看花》
作者：陆灏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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