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海南周刊 | 村话的海南源流

在海南岛西南部，有一种独立的周刊方言，叫“村话”，村话其他方言的海南人群习惯上称其为“哥隆话”。“哥隆”是周刊村话方言“大哥”的意思。村话方言的村话多聚居区位于昌化江下游南北两岸（即东方市的北部、昌江黎族自治县的海南南部）地区。其中，周刊东方市境内讲村话方言的村话有32个村庄，昌江境内有13个村庄。海南据不完全统计，周刊村话方言区的村话总人口约有12万人。

关于村话人的海南历史源流问题，由于缺失历代史书的周刊记载，至今仍是村话语言学领域中有待深入研究考证的课题。所幸的是，有关村话的语族归属问题，国内一些语言界学者近三十多年来的调查考证，已有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专家欧阳觉亚、原广东民族学院教授李敬忠，以及以村话为母语的符昌忠教授等人，对村话的系属，一致确认村话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的一个独立语言。符昌忠教授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将村话与岛上同为壮侗语族的黎话和临高话的基本词汇及主要语法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比较鉴别之后，在他的专著《海南村话》一书中指出：“村话无论在语音、词汇和语法诸方面，都有着壮侗语族诸语言所具有的许多共同的特点。尤其是其基本词汇，有一批同源词。在语音方面，村话的特点主要是通过其声韵调表现出来。”同时，他结合“村人”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民族认同等方面的因素，从而确认“村话”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族支的一个独立语言。《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11年第5期在关于语言的语族问题的阐述中，特别提到了哥隆话：“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的稳定的共同体。很多汉藏语系之一的侗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或侗泰语族），语言的使用者是汉族，比如哥隆语，就是居住在海南省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的部分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可见，国内语言学界对村话的研究，已经提升到了很高的关注度。昌化江下游两岸的村话人，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记载本语言的文字。村话人长期以来都一直使用汉字，且村话人用村话读书读报时，其发音相当接近普通话的语音。另据国内文物考古学者的考古论证，认为岛上的村话方言区为古骆越、俚人活动的地域，属古儋耳郡管辖的至来县。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至来县，改置昌化县。根据符昌忠教授调查村话人的四大姓氏符、文、赵、吉的族谱、家谱及明清两代的墓碑记载，很多人的过琼先祖分别来自山西、河南、江西、福建等地，虽然村话人的不同姓氏先祖来自不同地域，但有着共同的历史来源，所讲方言有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为对村话乡音也有共同的坚守。前些年，我在机关工作时，曾经接待过几位从广州等地工作了几十年后告老还乡的老干部，在和他们交谈过程中，我听得出他们的村话乡音一点都没改变，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见，村话和其他语言一样，具有传承的文化属性。但是在一定环境下，语言又常有被同化或演变的现象。十多年前，我出差到东方大田镇的居便黎村。一位中年的村干部接洽我，他自我介绍说他姓文，其曾祖父年轻时，大概是清光绪年间，从四更镇村话人村庄的来南村逃荒到居便黎村，后来在黎村娶妻落籍，到他是第四代，村话对他来说，已经彻底演化为黎语。当他引荐我见他父亲时，从他父亲口中说出来的村话，也已经很明显掺杂了相当比例的黎话。清末，四更村话村庄中的一些人迁移到新街墟落籍，在周围海南话方言村庄的圈子中，年长日久，到了第三代的“村话裔新街人”，基本上都改变了原来的村话母语，操一口流利的海南话。

村话人除了有自己的语言，还有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神话传说等。其中村话人喜闻乐见的是千百年来民间吟唱的村话民歌。村话民歌与岛上的崖州民歌、儋州调声、军话民歌、黎族民歌等，都是古老的民俗文化品种。村话民歌是民间艺人和老百姓闲时即兴创作，随口成曲，由民间流传下来的。从村话民歌的内容来看，有诉说村史、家史，感怀身世的；有教子读书做人的，还有歌唱共产党、歌唱幸福生活、歌唱爱情等几大类。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村话民歌不仅在形式与声调上有所创新，还增加了乡村振兴等具有时代特征韵味的内容。（赵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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