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蒙克 Melancholy
“凡受过酷刑的人，对这个世界都不再会有故乡的过酷个世故乡感觉。毁灭的人对屈辱无法根除。在挨了第一拳后就部分丧失，界都觉最终在酷刑中彻底崩溃的不再人，对这个世界的凡受信任再无法重新获得。邻人变为敌人，过酷个世故乡淤积在胸口的人对恐慌在被折磨的人那里挥之不去，他们不再朝外望向一个世界，界都觉一个由‘希望的不再原理’主宰的世界。被折磨过的凡受人手无寸铁地被恐惧主宰。恐惧一直悬在他的过酷个世故乡头顶，挥舞着它的人对权柄。然后，界都觉恐惧又变成怨恨。不再它留在那里，一有机会就在泛起的欲图净化一切的复仇欲中变得更加浓密。”
在《罪与罚的彼岸》中，奥斯维辛幸存者让·埃默里以异常坦白和深入的方式，对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劫难之后，我们如何谈论自己所受的痛苦？我们的痛苦对于幸存的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于施加这痛苦的人又意味着什么？
今天的书摘来自《罪与罚的彼岸》，“酷刑”。
如果我最终想要对酷刑加以分析，那么可惜，我就无法向读者们省略当时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我只能尝试说得尽量简短。在囚室的穹顶上挂着一条绕在一个轮子上的链子，链子的末端连着一个坚硬的弧形铁钩。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器具前面。我的两只手被铐在背后，铁钩挂在了手铐上。然后他们把链子绞了上去，直到我离地约有一米高。人用这样两手铐在背后的姿势，靠肌肉的力量挂在屋顶斜梁上只能持续片刻。短短几分钟里，人就会用尽全力，汗如雨下，双唇紧闭，气喘吁吁，回答不上来任何问题。同伙？地址？接头地点？全都不知道。在唯一一块极为有限的身体区域，也就是在肩膀上，聚集的生命力毫无反应，因为它已经彻底耗尽，体力非常强壮的人也坚持不了多久。与我相关的东西，我必须迅速放弃。我的肩膀的某块地方咯嘣作响，碎裂，这种感觉我的身体至今也没有忘记，就好像球跳出了平底锅。身体的自重导致脱臼，我已经毫无知觉，只是吊在已经脱臼、向后高高拽起、在头顶扭转的双臂上。酷刑，拉丁语是torquere——让人脱了臼：多好的一堂词源学的直观课程！皮鞭打在我身上，有几下直接打透了薄薄的夏裤——1943年7月23日我穿着的那条裤子。
现在想要把我遭受的那些痛苦一一描述太不理性了。“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在我肩上”吗？又或是“像一根钝木桩狠狠打在我的后脑勺上”？这种比较只是说给别人听的，最终我们就像在千篇一律的说辞的旋转木马上被人牵着鼻子走，没有任何指望让人理解它们。疼痛就是它所是的那样，此外没什么可说的。感觉的特性无法比较，无法描述。它们显示出语言表达能力的界限。谁想要表达他身体的疼痛，就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将疼痛加于他人，这样自己也变成行刑手。
德国犹太超现实主义者费利克斯·努斯鲍姆（Felix Nussbaum）的自画像
虽然疼痛究竟是什么样超脱了任何语言的表达，但我也许还是可以尽可能切近地说说它是什么。它包含所有我们之前讨论警察的殴打时澄清的东西，也就是他者伤害了自我的界限，这种伤害既不能通过对帮助的期望中性化，也不能通过自卫来抹平。酷刑是这一切，但还要更多。在疼痛的折磨中被击溃的人，会真正感知到他的身体，而这种经验前所未有。他的肉体完全在自我否定中实现自身。折磨部分地属于那种生命时刻，就如它以较微弱的形式在期待援救的病人那里展现和体验的那样。常话说得好，只要我们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一切都好。这事实上说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但只有在折磨中人的肉身化才会如此彻底：被折磨的人因为疼痛惨叫，无能为力，不抱任何希望，无法进行任何防卫，此时他只是他的身体，其他什么都不是。托马斯·曼很久前在《魔山》中曾这样描述：人的身体越无望地忍受苦难，人就会变得越身体化。如果这话没错的话，那么折磨就是所有身体的狂欢中最可怕的。感染肺病的身体会在亢奋状态下狂欢，而被酷刑拷打就是死亡的仪式。
人们试图继续做出各种思辨。我们说，疼痛是我们的身体性可以想象的最高的攀升。也许它还是更多的东西，亦即死亡。没有任何逻辑上可通行的道路把我们引向死亡，但可以设想，通过疼痛，一条通向死亡、预感死亡的道路打通了。最终我们面对的这个等式：身体=疼痛=死亡，这个等式在我们的情况里可以再还原为这个假设：他人借以将我们彻底变成身体的酷刑消除了死亡的对立面，让我们可以体验真正的死亡。不过这个等式逃避了事实。对此我们只能对个人的体验表示歉意，而且必须补充：酷刑具有永不消弭的特点。谁遭受过酷刑，就一直在经受酷刑。酷刑无法磨灭地在他体内灼烧着，即便没有任何医学上可确证的客观痕迹时也是如此。酷刑经验的永续赋予被折磨的人进行思辨的飞跃的合法性，这种飞跃并非必然是某种超越，而是可以提出某种有效性要求。
我一直在说被严刑拷打的人。不过也该说说那些施暴的人了。从前者到后者没有任何联系。现代警局里的刑罚不晓得任何复杂的神学命题，这在宗教法庭上是联结双方的东西：信仰在折磨的快乐和被折磨的痛苦中让双方合为一体。行刑手相信他们是在行使上帝的法律，因为他们在净化犯罪者的灵魂，被折磨的异端或者女巫完全不否认他有这一权利。一种恐怖的、颠倒的二合一状态产生了。而这在我们时代的酷刑中并不存在。行刑手对于被上刑的人只是一个他者，而作为一个他者，在这里我们要对他审视一番。
将我脱臼的双臂吊起，用皮鞭抽打我摇晃的身体的他者是谁？首先可以采取这样一个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不过是变得粗野了的小市民和下级的行刑官。如果想要获得一个比关于“恶的平庸”观点更深入的看法，那么就有必要尽快抛开这一视角。他们是施虐狂吗？我有理由相信，在性心理病理学意义上他们不是，我相信在被盖世太保关押和在集中营里囚禁的两年间，我没有碰到一个这种意义上的施虐狂。但他们确实很像，如果我们不考虑性心理病理学，并尝试按照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哲学范畴来评判这些行刑手。在其真正的词义上，施虐狂是一种疯狂的世界观，这不同于通行心理学教科书上的施虐狂，不同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所解释的施虐狂。所以这里要引用下法国人类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他曾深入思考过疯疯癫癫的萨德侯爵。我们也许会看到，折磨我的人处于施虐狂哲学的边缘，更甚者是，与其说国家社会主义在其整个范围内被刻上一种难以定义的“极权主义”的印记，不如说刻上了施虐狂的印记。
对于巴塔耶来说，施虐狂不是从性心理病理学上来理解，而是从存在主义心理学上来理解的。按照他的解释，施虐狂呈现为对他人的极端否定，对于社会原则和现实原则的双重拒绝。一个折磨、毁灭和死亡获胜的世界不可能存在，这点显而易见。但是与施虐狂相关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持存，相反，他想要抛弃这个世界，他想要在对邻人的否定中实现自己彻底的主权，而邻人对他来说在一个完全确定的含义上就是“地狱”。邻人被当成单纯的肉体，通过肉身化，邻人被带到死亡的边缘。必要时他最终会被推过死亡的边界，遁入虚无。就这样，施虐者和凶手实现了自己的毁灭式的肉身性，但不用和被虐者一样完全丧失自身：合适的时候，他可以停止酷刑。他人在承受疼痛和面对死亡时的惨叫向他证明，他是肉体和精神、生命和死亡的主宰。就这样，酷刑彻底颠覆了世界的社会联系：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当我们也保证邻人的生命，约束自我放纵的快乐，减缓邻人的苦难时，我们才能够生活。而在酷刑的世界里，人只能通过伤害他人来延续自己的存在。握着凶器的双手稍一用力就足够将他人连同他的脑袋——这颗脑袋里也许装着康德、黑格尔、所有新的交响乐和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弄成尖声喊叫、斗殴的流氓。当这一切发生时，当他将自己伸展进邻人的身体，并消灭掉他的精神，施虐者就可以点上一根香烟，去吃早餐，或者，如果他有兴致，也会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稍做逗留。
《波斯语课》剧照
我在布伦东克遇着的小伙子们满足地抽着香烟，只要他们厌倦了用刑，肯定也会让老叔本华不受打扰。但他们为我准备的糟糕事一点也不平庸。如果人们完全愿意的话，可以说他们是迟钝的施刑官。但他们也不止于此，在他们严肃、紧张，并非因性虐待的快乐而肿胀，而是在通过谋杀实现自我的绷紧了的脸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权力，是对精神和肉体的主宰，是无约束的自我的过度扩张。我也没有忘记有那么一刻，我对施加在我身上的折磨的主权回以一种可耻的崇拜。可以将人完全弄成肉体和死神呜咽的战利品的人难道不是一个神或者至少半个神吗？
费利克斯·努斯鲍姆 Puppets
除了费心费力地折磨人之外，这些人自然没有忘记他们的职业。他们是警局的差役，这是他们的行当和日常工作。所以他们接着会一直问我同样的问题：同伙、地址、接头点。对这些我一律给予同样的回答：不走运，我不知道这些，为了防止泄密，我们的团队组织非常严密。在布伦东克，人们想从我这里听到的，我自己也一无所知。如果我说的不是其他人的假名而是真名，那也许，很可能，就会发生不幸，我在那里就是一个懦夫，而且确实，我是一个告密者，潜在地，我已经是一个告密者。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像个英雄一样，咬紧牙关，保持沉默。在那种情况下沉默是理所应当的，人们也常常会读到这样的故事（顺带一提，几乎总是那些不在场的人的讲述）。可我说了。我谴责自己干下那些虚构和幻想出的反国家罪行，我至今也不知道，它们怎么会从像个摇摇晃晃的麻袋一样的我的脑子里蹦出来。我明显抱着这样的希望：照准脑袋的一记重拳在不堪重负的招供后能够给痛苦来个了结，让我尽快死去或者至少失去意识。我最后确实失去了意识，并且彻底结束，因为那帮差役放弃了把被打晕的我重新弄醒，而我对他们胡编乱造的一堆胡话要让他们的蠢脑子好好消化一番。
这些彻底过去了，这些又从未过去。二十二年之后，我一直在不停摇摇晃晃，挂在脱臼了的双臂上，不断地羞愧与自责。没有“挤压”什么。有人会挤掉自己的红色胎记吗？人们会让美容医师做手术把它去掉，但在那个位置植入的皮肤不会让人舒服。
人们不会让酷刑就这么过去，就像不会就此放过抵抗力的可能性和界限的问题。我跟一些同伴说过这些，并尝试重温许多经验。是不是勇敢的人就会反抗？我不确定。比如有一位转向共产主义的比利时贵族，他就像一位英雄，在西班牙内战时站在共和党人一边对人用过酷刑。而在布伦东克遭受酷刑时，用罪犯们的黑话来说，就是“他把什么都吐出来了”，而且因为他知道很多，整个组织网络都被出卖了。这位“勇士”心甘情愿地走出去很远。他把盖世太保带到同志们的住处，兴奋而激动地劝说他们，不过就是把一切都招了，只有这里才能得救，为了避免受刑要付出所有代价。我还认识另一个人，一个保加利亚职业革命家，跟他受到的酷刑相比，我遭受的不过是活动筋骨的运动，但他保持沉默，只是坚定地一言不发。在这儿我们该想起令人难忘的让·穆林，他被安葬在巴黎先贤祠。他作为法国抵抗运动国民议会的第一主席被捕，如果他招供，整个抵抗运动就会覆灭。但他直到死亡边缘都忍受着折磨，没有说出一个名字。
力量何在？软弱又何在？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也无人明白所谓的“道德的”和同样要加上引号的对于生理疼痛的“身体的”抵抗力之间的界限。把忍受疼痛全部还原为单纯的生理问题的专业人士不少。这儿只引用下法国外科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若内·雷利希（René Leriche）的话，他有这么一个判断。“面对疼痛时的现象在每个人身上并不相同，”教授说道，“一个人已经在忍受，另一个人却明显没什么感觉。这都取决于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的个体性质，甲状旁腺的荷尔蒙水平和肾上腺外组织的血管收缩物质。在对疼痛的生理学观察中，我们也不能免除个体性这一概念。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的人类比我们的祖先更容易感知疼痛，这是从单纯的生理学视角来看的。我在这儿说的不是任何假定的道德上的抵抗力，而只谈生理学。止疼药和麻醉剂比道德因素能更有效地降低我们更加显著的敏感性。不同民族对疼痛的反应也完全不同。两次世界大战给了我们机会去观察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身体感受性如何不同。首先，欧洲人和亚洲人、非洲人之间有巨大的差距：后者要比前者更能忍受生理疼痛……”
保罗·塞尚 The Magdalen, or Sorrow
这就是一位外科专家的论断。见过大量各个民族的个体成员承受身体疼痛和缺陷的非专业人士的素朴经验无法对其提出辩驳。我自己想到的是，我后来在集中营里观察到，斯拉夫人，也就是俄罗斯人，跟诸如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相比，更容易、更能以斯多亚的方式忍受身体的痛苦。面对疼痛与折磨，作为个体，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并不相同。但这并没有解决我关于抵抗力的问题，对于道德和生理因素在其中各占多少比重仍没有确定的结论。如果我们一致同意将其还原为单纯的生理事实，我们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最终赦免任何一种对疼痛的畏惧和生理的懒惰。可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所谓的道德抵抗，就必须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在酷刑前招供的柔弱的17岁高中生和一个身强体壮、干惯苦力活的工人。所以我们只能搁置这个问题，就像当我双手被绑着瘫倒在牢房里回想时，也没有对我自己的抵抗力做进一步分析。
在那些经受了折磨、疼痛消退（在它再次激发之前）的人那里融入一种短暂的、有助于思考的平静。一方面，受刑的人满足于他只是一具身体，而且他认为，这样可以不受任何政治烦恼约束。他大概会对自己说：你们在外面，而我在牢房里，这给予我一个巨大的优势。我经历了那些不可言说的事情，我被这种体验塞满了，而你们就是瞧着，瞧你们如何与自己、与这个世界、与我的消失达成协议。另一方面，身体性在疼痛和折磨中揭示出自身，它的消散是在身体中爆发的巨大骚乱的终结，重新获得了一种毫无价值的稳定性，让人平静，令人慰藉。甚至有那么一些愉悦的瞬间，虚弱的思考能力的回归让人觉得是一种格外的幸运，以至于慢慢恢复人性的一捆肢体感受到这样的冲动：就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不浪费分毫时间，把这一体验在精神层面表达出来，因为几个小时之后可能就太晚了。
思考几乎是一种巨大的惊讶。惊讶于人能经受得住，身体的骚乱没有立刻把它炸掉；额头还在那里，用绑起来的双手可以抹去上面的汗水；有眼睛，可以睁开和闭上；有嘴巴，显出通常的轮廓，现在也可以在镜子里看到。怎么样？自己问自己：这个曾经因为牙痛而对家人粗暴的人，可以吊在脱臼的双臂上继续活下去吗？这个手指被香烟微微熏黄，一整个小时都被坏心情围绕的人，在这里被人用皮鞭打得皮开肉绽，当一切都过去后，伤痛几乎难以察觉，这个人会继续活下去吗？惊讶的还有，那些按理只应与在小册子里申诉酷刑的人相关的事就这么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犯下谋杀的罪行，但它属于报道它的报纸；发生了飞机事故，但它只和因此丧失亲人的人相关；盖世太保动用酷刑，但这迄今都只是随便哪一个被摧残、随便哪一个在反法西斯大会上露出他的伤痕的人的事情。人们忽然自己就成了随便哪个人，这很难理解。这也是异化的一种方式。
如果要从酷刑的经历中保留一种不仅仅是噩梦的认识的话，那就是对一种巨大的惊讶和不能被任何后来的人际交流所弥补的在这个世界上的陌生感的认识。被折磨的人惊讶地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作为绝对主宰的他人，在这样的人那里，主宰显示为施加苦难和毁灭的权力。行刑手对于牺牲品的主宰和以那些如我们所知的社会契约为基础施行的强力无关：它不是交通警察对行人、税务官对纳税人、上尉对少尉的权威，它也不是已近逝去的发号施令的酋长或国王的神圣主权，因为即便他们激起恐惧，他们也同时是信任的对象。国王在愤怒中会让人胆战心惊，但宽和起来也很仁慈，他的强力是一种统治。被折磨者在折磨者的权力主宰下痛苦呻吟，这种权力却无异于幸存者对那些被从这个世界赶入痛苦和死亡中的人的胜利，毫无限制的胜利。
对在酷刑中毫无限制地贯行自我决断的他人的惊讶，对人自身可以变成的样子——肉体与死亡——的惊讶。当肩胛骨咯嘣作响、裂成碎片时，被折磨的人惊讶地发现，一切人们愿意叫作灵魂、精神、意识或者同一性的东西都被就此毁灭，但不会仅止于此。生命是脆弱的，这点他一直知道，生命会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用一根针就可以结束”。但是把活着的人就这样弄成一团肉块，把生命拱手交给死亡去掠夺，这只有在酷刑中才能体会到。
费利克斯·努斯鲍姆 Solitude
凡受过酷刑的人，对这个世界都不再会有故乡的感觉。毁灭的屈辱无法根除。在挨了第一拳后就部分丧失，最终在酷刑中彻底崩溃的人，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再无法重新获得。邻人变为敌人，淤积在胸口的恐慌在被折磨的人那里挥之不去，他们不再朝外望向一个世界，一个由“希望的原理”主宰的世界。被折磨过的人手无寸铁地被恐惧主宰。恐惧一直悬在他的头顶，挥舞着它的权柄。然后，恐惧又变成怨恨。它留在那里，一有机会就在泛起的欲图净化一切的复仇欲中变得更加浓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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