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称自己是“防疫钉子户”，在中国疫情全面解封后整一年，钉户依然虔心恪守着全方位的防疫防疫措施：

每天佩戴N95口罩或防毒面具；

坚持测抗原，几乎不聚餐、钉户不堂食；

每天清洗当天衣物，防疫或用紫外线灯消杀；

还有人在进门处搭起隔离棚，钉户进行“半污染区”管理。防疫

在孤独防疫的钉户2023年，他们承受着非同寻常的防疫压力。有人和朋友从争吵到断交，钉户有人终日蛰伏人群中，防疫时时有如“惊弓之鸟”，钉户更有甚者，防疫离群索居，钉户成了“当代隐士”。防疫

事到如今，他们为何执着防疫？那就要进入他们各自的故事里——

何飞的防毒面具，从去年12月一直戴到今年夏天。那是一款售价超过1000元的头戴式防毒面具，类似一个低配版的钢铁侠头盔——它自带扬声器振膜，不需要扯着嗓子说话。直到天气热得不行，他才勉强换成“轻便”的N95口罩。

这一年来，何飞几乎戴过市面上所有主流品牌的口罩，像个“口罩专家”。他还用雾化糖精钠的方法，为小脸的母亲测试了15款口罩和2种防护面具的气密性，终于找到她的真命口罩。

他并不限制自己出行，不过但凡踏出家门，他绝不摘口罩，哪怕周围空无一人——为此，他以卓绝的意志杜绝非必要的饮食喝水——摘口罩要消毒，麻烦。

回到家，他立即执行严格的消毒SOP流程：开门，进入玄关“半污染区”。以酒精消毒双手、头发和口罩边缘。再消毒随身物品，清洗衣物，洗澡。

在那套约90平米的房子里，4台空气净化器24小时不间断工作。有的空气净化器品牌会在宣传中加上“工业级”，何飞就拥有这样的一台。如果可以，他也许想把自家空气净化到医院手术的无菌级。

武汉疫情爆发时，何飞在陕西念高三，得了普通肺炎。高烧13天，能用的药都用了一遍。同学在家上网课、备考，他整日吃药、打吊针。睡眠被发热拆成碎片，情绪像黑笔在纸上乱作一团，快两个月才恢复健康。

半年后，他复查拍肺部CT，医生看完交待他，你少抽点烟吧。可他从不抽烟。

“在病床上那样的时间，你活着和死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他说。

疾病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是失去，失去身体的完整性和对生活的掌控。

何飞再也不想生病了。这是他成为防疫钉子户的核心内驱：“我只想健健康康的。”

他囤了300多个新冠抗原，今年2月起，他每天起床睁眼，先测一遍。他的防护细致到了指甲缝——指甲剪得“很秃”，绝不藏污纳垢。

在硬核防疫的路上，何飞并不孤单。他加了足足11个“防疫钉子户”微信群。第一个群是去年12月建的，直到现在还有近300人。

他们在群里探讨防疫方法和物资。比如，除了酒精，群友们还会如化学巫师一般推荐各类消毒液——次氯酸、次氯酸钠、二氧化氯以及双链季铵盐等等。

何飞的群友蓝鲸，一位B站视频博主，也在家建了“半污染区”。这个北京小伙精准地指出，超市购物小票、塑料袋、雨伞等物品，也应正确处理或消毒。

过去三年间，蓝鲸收藏了264条防疫相关的视频。他发来其中一条，是另一个“山外有山”的钉子户，在玄关处，用白色塑料水管和三通转接口建了一个立方体，蒙上防尘隔离膜，内置脏衣篓，再配上空气净化器和紫外线灯——“有点像电影《生化危机》”。

群里还有个理工科女博士叫高高，每搬一次家，就自费为房东改造一次房屋：在中央空调出风口加静电过滤棉，换更严密的地漏和带U型弯的下水管道，并确保存水弯高低差5公分。

她自制过一台CR Box，一种四面搭载过滤网和顶部风扇的空气净化装置。这是两位美国环境工程专家发明的促进空气流通、净化的设备。购置元件她只花了200多元，低本高效。

外出时，高高会佩戴一种“神器”：一种能测量周边二氧化碳和pm2.5浓度的传感器。钉子户调侃它叫“电子罗盘”，可预测附近空气质量的“吉凶”。

至于终极防线——口罩，高高用的是“移动肺保”。这种口罩自带送风机，一根软管从口罩里伸出，连接着充电宝大小的净化器。为此，邻居小孩友好地称她，“外星人”。

去年12月底，众人皆阳时，高高也中招了。她的恢复期很漫长，2月连着3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一个晚上，她认真地准备次日会议的PPT。第二天上午，正拖地呢，接到电话：“师姐，你怎么还不来开会？”

——她全然忘了。

“整个人’傻’了。”高高说，她的记忆力、反应力出现了明显的退化。

像是潜到海下的一瞬间，安静得令人发指。她老公贴心地安慰：“欢迎来到普通人的世界。”

高高的人生是以“神童”叙事开始的。她复述了一件母亲总在复述的往事：在她两岁尚不识字时，有天倒拿一本书，几乎一字不差地念出来了——不是念，而是大人前两天给她读过那个故事，她记住了。

如果这个证据过于遥远，这位理工科博士还有一个“密不外传”的思维训练法：心算两位数乘以两位数。过去，她总是算得又快又准，可年初那几个月，她“完全算不出来”，或者，“我刚随口出的是哪个数来着？”

——若有幸参观部分钉子户的房间，会看到他们的桌子上摆着红红绿绿的保健品罐子，那里有复合维生素、辅酶q10和葡萄糖酸锌等。在他们描述中，这通常和免疫力的巩固紧密相关。

在将近4个月的调养后，一个普通的春日，高高闲来无事，随口算了一道乘法题。和计算器上的答案一对，全世界都明媚了。

前后反差扑面而来，高高夯实了防疫决心：“我要是再阳了，我这个博士就不用读了。” 在那以后，她的自我防护和社交隔离成为巨大的生活惯性，持续至今。她的态度很强硬：人不能等危险来了，才吆喝“安全第一”。

为此，第一次和博士生导师见面时，她大方表达：我会一直佩戴口罩。理由是，自己一阳的恢复期很长，不良反应比旁人强烈得多。

导师就此和她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最后谁也没说服谁。但老师和同学，秉持着“不理解，却尊重”的态度，接纳了这个“外星人”。

高高感到幸运。毕竟，她的一个钉子户群友抱怨过，领导让他“明天不要戴口罩来了”。还有的群友，虽拥有顶配的“面罩”，可日常通勤，只敢戴上平平无奇的N95。

刘小寒就是这样一个纠结的KN95佩戴者——戴的还是国产杂牌。她小心翼翼拿医用胶带为口罩封了边，以使它完美贴紧皮肤。

她真心佩服那些无惧他人眼光的钉子户，勇于“焊”口罩在脸上。而她只在一百多人的大课时才戴KN95，其余时间则换成更为普通的外科口罩。

刘小寒在南方读大学，医药专业，月生活费1200元，有时接传单和家教补贴。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是一个“半躺的钉子户”。

“半躺”的原因之一，是指她欲防还休，隔离并不彻底。经济条件不到别人一半，上不了好装备，勇气也只有别人的一半。

不同于高高式的“丑话说在前头”，刘小寒的防疫是“静水流深”的那种。

每次，她步入寝室大厅，会像电子扫描仪一样，先勘察周围有没有身体不适的人，然后，憋气，73步，58秒，钻进位于一楼的宿舍。就像一只人群里的“惊弓之鸟”。

她建了三四个小号，潜伏到大学城邻校的微信群里，打听“最近感冒的多吗”；

又在本校的“表白墙”匿名“开炮”：“生病了就别来自习室，不戴口罩你还咳嗽。”

“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挺好笑的。”刘小寒说道。她选了周六晚9点，在校园空无一人的小湖边接受电话采访。

她是一个关注健康的医学生。食品配料表上，但凡出现长长的添加剂名称，一概不吃。这位20岁出头的姑娘，幸运地从未经历过生离死别——“所以，就会更害怕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不过，她也是凤凰网采访的7位防疫钉子户里，仅有的二阳者。这是她自视“半躺”的原因之二。她用“打击”这个词汇形容当时的感受。

那是今年5月又一波新冠来袭时，她班里出现了一例阳性病例。第二天，刘小寒找了个蹩脚的理由——最近压力大——搬出了宿舍。

刘小寒坦白，她是为了防疫才搬出来的。她和一位考研的学姐合租，住进两室一厅，每人月租500元。

他人即地狱，烦恼就此开始了：她想劝学姐注意防护，又担心人家就此拒绝合租，只好弱弱旁敲侧击，“学姐戴好口罩”，“学姐多注意身体”。还特意提过一嘴，如果你感冒、发烧一定告诉我。

前半个月，二人平安无事。某天，学姐有事返校，刘小寒递给她两个KN95口罩和两个薄薄的外科口罩，学姐只接过了后者。

刘小寒说她瞬间内心“警铃大作”，又只好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几天后的下午，她瞥见学姐在吃布洛芬。接着刘小寒测了抗原，她也阳了。

刘小寒当即质问，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病情？学姐的表情混进了一点“鄙夷”，说：“你不要太大惊小怪了。”

剩下的半个月，刘小寒在出租屋颓着，等待康复。她无法接受自己严防死守还是二阳的事实。

那首先是一种挫败感——“我为防疫投入了将近1000元”，就像是一个奋斗三年的学习标兵，高考那天睡过头了。

然后，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我向她表明了态度以后，她依然向我隐瞒”。

租约到期后，刘小寒搬回宿舍，删掉了学姐微信。

无论出于何种动力成为高处不胜寒的防疫钉子户，但人，终究是社会的人。

刘小寒常感到割裂，以前她喜欢KTV、酒吧、演唱会，如今的爱好主要是钓鱼。她自嘲变得“清心寡欲”。

和许多大学生一样，她渴望融入群体。她研究过重返宿舍几种隔离方案的可行性：

比如戴口罩睡觉。确实有校园钉子户这么做，暂不论其安全性，仅是操作起来就有极大风险——早晨起床口罩多是歪的，毫无用处。

另一种方法是建一座正压床——类似医用层流床，用塑料膜包裹整个床铺，再外置一个空气净化器，但这样麻烦且显眼。

碍于室友的姐妹情面，回到宿舍后，“半躺”的刘小寒不再采取任何防护。

而那些100%满格的钉子户们，从不吝啬拒绝。像高高就几乎推掉了95%的聚餐邀请。她亲自认证的“待客之所”，是一家带包厢的火锅店。少有的会餐里，她提前10分钟到，拎一台便携式空气净化器，将6人规格包厢的空气“翻新”一遍。

何飞也是如此。难得的老同学相见，他戴口罩，只聊天，不吃饭，多少像个异类。他经常善意提醒身边人注意防护，偶尔得到回怼：你又想封在宿舍里吗？

——疫情伊始，何飞正值高三，高考为此延期一个月。接下来大学生涯的前两年，不是停留在网课上，就是圈在校园里。

何飞自然理解那种渴望享受青春的心情。只是——他顿了顿，说：“没有人希望得病。但是在如何不得病这件事情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视频博主蓝鲸的答案则呈现了某种公共道德观。他认为，佩戴口罩，“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事情”，是选择一种更负责任的生活态度。与此同时，他希望淡化这种责任心的负累感——“防护已经融入我的生活，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并不会有多不方便”。

唯有一次，何飞和身边人达成了高度共识。那是今年11月初，他和几位钉子户群友线下会面。餐前，他们重拾了疫情时代特有的“仪式”：

每个人测了一遍抗原，自证安全。

年轻母亲朱仪敏也难得出席了那次聚餐。从5月起，她几乎谢绝了所有聚餐和婚礼邀约，也再没去过电影院。

“我不是不想见，而是我愿意见安全的人。”朱仪敏说话时，总有种斩钉截铁的气质。

春天，朱仪敏一家去家族聚会，全染了流感。当她安抚怀里发烫的婴儿时，恨不得让整个地球跟着降温。她建议先生，下次家庭见面，先做抗原、戴口罩。

“那还是不要去见了，”朱先生对她说，“做这些措施，只会让家里的叽叽歪歪更多。”

朱仪敏有点无奈：“我不知道为什么戴口罩变成了这么棘手的事情。”

朱仪敏是辞掉互联网大厂工作后，全职带娃的。去年底，他们全家就阳过一次。儿子当时4个月，拉肚子、咳嗽，半夜高烧，最高时接近40℃。同样发烧的朱仪敏费了千辛万苦，从朋友那儿获得一瓶婴儿退烧药。

正是儿子哭闹又说不出难受时，朱仪敏坚定了做钉子户的决心——“这么小的孩子，他这样的痛苦谁来替他承担？”

在病毒肆虐的季节，她把一位宝妈的责任心发挥到极致：

她和先生亲自动手，为婴儿车安装了一台车载空气净化器；

她放弃社区医院免费的体检项目，转而去1800元3次儿童体检的私立诊所——那里的每间诊室都有一台空气净化器。

他们一家目前是租房，房子格局也是挑选再三：最适合防疫的独栋太贵，综合下来，她定下一个物业优秀的大平层，位于二层，方便走楼梯，还有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在主卧，便于居家隔离。

——这个精心考量没有浪费，今年5月，朱仪敏请了一位育儿嫂。一上岗，阿姨先在主卧隔离，朱仪敏送饭菜到门口，监督测抗原。第三天，阿姨真的阳了。

但她先生的想法是——“病毒没那么可怕”，“我们感染的概率很小”，“同事朋友没有一个人这么做”。沟通的过程长久又耗人，在此只好概括为：争吵，争吵，讲理，鼓励。

虽说朱先生没有100分地明白朱太太，好在，这对夫妻达成了平衡——她不限制他投身公共生活，条件是戴口罩，必要时去其他住所隔离。日子久了，她敏锐地觉察到，先生也自然地实践着钉子户的防疫理念。“我很感激了，他是我见过这种情况的家庭里，非常配合的了，都在互相理解。”

“在防疫群体里，非常多的家庭是一个想‘防’，一个不想‘防’。有的人都快要离婚了。”朱仪敏总结道，防疫手段没什么难的，“最难的是人心，是求同存异”。

尽管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可寻求共识，总是艰难。

刘小寒另辟蹊径。她深谙说服父母戴口罩的方法，不是晓之以理，而是适宜地“制造紧张”。于是时常反向科普，发去一堆充满惊叹号的文章如：《戴口罩！已叠加感染！》。

何飞的父亲是90年代的大学生，他不明白儿子的“执着”。暑假在家，何父外出工作不戴口罩，何飞躲进房间，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档。他故意买很多抗原，告诉勤俭的母亲：再不测就过期了。

河北人吴伯娴4岁的儿子至今没有感染过新冠病毒，靠的是全家人的集体自觉。

去年12月起，她公婆带着孩子，像守卫城堡一样捍卫家中。孩子3个月没出门。

那段日子，吴伯娴和丈夫白天上班，下班后把菜放到家门口，再去别的住所过夜。地漏是封着的，马桶是盖着的，窗户只在清晨5、6点——别人家还没有醒的时候开一会儿。

今年9月，吴伯娴送儿子进了一所私立幼儿园。因为疫情，儿子愣是迟了一年才入学。

“该防还是得防，该过正常的生活还是得过。”吴伯娴好像想通了，语气里又满是无奈。

促使这位钉子户送儿子入“虎穴”的根本原因是，这孩子太孤单了。之前，每天下午5点，她儿子在楼下，乖乖地等着别的小朋友放学，一起玩耍一会儿。要是哪天人家孩子没来，小男孩一定很沮丧：“妈妈，今天真糟糕啊。”

这位小朋友天性乖巧，在电梯里遇到陌生长辈打招呼，不敢对视。虽说有性格成分，但吴伯娴心里清楚，这孩子缺少同龄人社交。她咬咬牙，“毕竟生活除了病毒，还有许多美好的事物”。

然而，入园两个月，他已经高烧三次。过去的频率是一年一次。

吴伯娴不是没想过，给班里捐两台空气净化器。但上课要换教室，而园里的新风系统也只在空气糟透的时候才启动。

10月份她参加全园的亲子活动，目力所及，只有他们一家人戴口罩。

她询问老师，班里有没有发烧的孩子，老师会说，没有。可传来的视频里，入冬后上课的孩子日渐减少——据国家卫健委消息，近期呼吸道疾病已经进入高发期。此外，多地相继发文，要求教师、学生不带病上班、上课。在公共场合，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戴上了口罩。

上幼儿园、当钉子户，像是二选一的人生难题。这位坚持佩戴N95，被同事说“好久没见过你的面容”的母亲感觉这道题很残酷。

回到年初躲在家的三个月。有天，吴伯娴的儿子坐在飘窗往楼下看，忽然说：“妈妈，那个人不戴口罩，他肯定阳过了。”

自这孩子懂事起，口罩就像一件衣服，穿在脸上。他和他的同龄人，在一场盛大的全球性瘟疫中开始了漫长人生。许多事情，家长也没有刻意教过，却自然地生长出来——比如，他今年第一次出远门，一下车，就捂住了口鼻。

在他小小的身体记忆中，疫情是生活的一部分。他所看到的世界变成了二元对立：阴和阳，洁净和危险，戴口罩和不戴口罩的。他不曾呼吸过那个笼罩着昂扬、乐观气息的疫情前的空气。

刘小寒偶然想起在KTV唱J-pop的时刻，诚实地说，“自己是孤独的那一类”；

高高倒是通透，“又不得病，又可以继续上班上学”，挺好；

“我也想回到之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我没有办法，”何飞说，“错的是病毒。”

11月初，幼儿园陆续有孩子生病，吴伯娴的儿子又没躲过去，咳嗽、呕吐、高烧。

她终于憋不住了，一口气跟老师请了四个月的假——春节后再见吧。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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