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严进严出”培养成为新常态

　　多所高校清退超期研究生 控制教育质量专家分析

　　目前我国用求学期限作为主要标准清退超期研究生，严进严出与传统的新常校清学制观念有关。我国对研究生的态多退超生均经费拨款按学制进行，如有大量学生延期很长时间毕业，所高学校运行将承受较大的期研经费压力

　　高校在自主权范围内，要有底气和自信，究生以保证高等教育质量为核心，严进严出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

　　要做到全方位全流程管理，新常校清需要高校改革对教师的态多退超考核评价体系，并建立健全导师制。所高通过导师和学生共同学习、期研研究，究生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严进严出学术训练，提高学生的新常校清学术能力，同时用导师的态多退超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邢懿铭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发布《关于对黄某某等16名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的公示》，11名博士、5名硕士未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学校作出自动退学处理。

　　此前，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也曾清退多名研究生，原因多为研究生在学校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

　　教育界专家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相关高校的做法表示支持，同时寄望各高校更应该在招生与培养上下功夫，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高校清退不合格研究生，传递出研究生招录及毕业情况出现转变的信号。过去，研究生只要进门就相当于拿到学位了，相当于拥有“铁饭碗”。如今，管理方式有了改变，对研究生的考核更加依据实际情况，有规则地淘汰和进入。

　　超过最长学习年限

　　多名研究生被清退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有不少高校对部分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

　　2020年6月，四川大学一次性清退200多名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对125名超过学校规定学习期限不能毕业的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

　　2020年5月，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发布通知，拟清退85名硕士研究生，清退原因有“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

　　2020年4月，吉林大学多个学院相继对超期研究生进行学籍清理；上海交通大学一次性清退21名研究生，多数为留学生。

　　2019年11月，延边大学对136名研究生送达退学决定书，原因是“超过最长学习年限”。

　　2019年10月，复旦大学一次性清退12名研究生，主要是留学生，原因是“学习年限届满仍未达到毕业或结业要求”。

　　2019年8月，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对28名研究生作出退学处理，原因是“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博士研究生8年，硕士研究生5年)内未完成学业”。

　　2019年6月，清华大学劝退两名博士生；中国传媒大学对61名超期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中国地质大学一次性清退52名研究生；宁夏大学对29名超期未毕业硕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

　　《法治日报》记者总结发现，上述高校研究生“被清退”的原因，多与在学校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有关。

　　选择延期，仍未完成学业，被清退的可能性有多大？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日前发布的《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的数据，情况并不乐观。

　　《报告》显示，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下，研究生实际毕业生数低于预计毕业生数，并且两者之间差距不断拉大。2018年，研究生预计毕业生数为77.3万人，实际毕业生数为60.4万人，超过两成的研究生延期毕业。其中，有超过六成的博士研究生无法正常毕业。

　　《报告》显示，除研究兴趣、学术能力以外，导师指导频率及指导学生规模、科研成果发表规定、论文选题等因素成为研究生延迟毕业的主要原因。

　　“清退工作背后没有硬性淘汰机制作为支撑，各高校在执行中标准不一，而最高修学年限是唯一的硬杠杠。”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楼世洲分析，目前我国用求学期限作为主要标准清退超期研究生，与传统的学制观念有关。我国对研究生的生均经费拨款按学制进行，如有大量学生延期很长时间毕业，学校运行将承受较大的经费压力。

　　盲目扩张或现弊端

　　教育质量亟须提升

　　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研究生在学人数将突破300万人。1949年，我国研究生在学人数仅629人。

　　根据全国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5年我国研究生在校生14.54万人，本专科在校生290.64万人。这意味着，我国研究生在学规模在25年间增加了20倍，今年的在学研究生数，超过了25年前的本专科在校生规模。

　　正因为如此，也有不少人将研究生“被清退”原因指向了扩招问题。有网友称，盲目扩大研究生的在校生数，对学生来说弊大于利。学生无法毕业，很大程度上是学校管理、研究生教育团队出了问题。

　　对于这种说法，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姚金菊认为：“有的学校其实是在做探索。比如，从学科设置来说，在学科数量整体不变的情况下，要想增加学科，就需要内部调整；从招生人数来说，一些是整体扩招，一些是部分专业扩招；从现实来说，高等学校办学需要探索，尝试不一定成功，但也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体现。”

　　不过，姚金菊也提到，确实存在个别学校盲目追求扩招研究生数量，这涉及高校投入机制问题，学校的教育资金是按照学生的数量进行配置的，高校在扩招时会考虑到学科建设、评估等因素，而很多时候学生数量也是评估的衡量标准之一。

　　在储朝晖看来，高校主要受行政部门的政策驱动。在管理上，包括招生指标的确定上，行政部门与高校依然是一体的，但又没有明确界定各自的责任，所以就造成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责权关系不明晰，导致如何对学生进行评价，到底淘汰多少并不是一个高校能决定的。

　　“培养一个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需要许多相应的资源配置，师资资源、硬件配置等都存在教育成本。纵观许多单位的招聘要求不难发现，单位用人的学位需求在不断攀升，但如果培养的质量足够好，这种需求其实是非必要的，所以问题的核心还是提升教育质量。”姚金菊说。

　　姚金菊认为，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而近年来许多政策的提出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当前大学生、研究生被退学等问题的出现，可以说是提升培养质量、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这也正是对高等教育本质、初心的回归。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过去10年来，我国大部分研究生培养机构，都已经采取清退超期研究生的做法来控制研究生教育质量。这一做法无疑让在读研究生有更大的求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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