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转载自《人文论丛》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佩解引用请遵照原文

【摘要】：文房是一个集起居、著述、筑明交往等功能为一体的清江文化意象，是南文中国传统文化中散发着特殊韵味的一部分。明清江南文房不仅是空间物质空间，更是徐佩江南文人寄托情感的精神空间。

【关键词】：明清；江南；文房；构建

文房是佩解一个集起居、著述、构重构建交往等功能为一体的筑明文化意象，是清江中国传统文化中散发着特殊韵味的一部分。有史可考的南文文房始于西汉扬雄的玄斋，历六朝至宋日益盛行。空间明清时文房进入高度成熟期，徐佩文人学士几乎都有自己的文房雅室。江南地区在进入近世之后在中国版图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到了明代中后期，中央对地方的强力控制政策逐渐放松，作为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一直伴随文人生活的文房地位凸显，相关理论著作也相继诞生，明清时期的江南文房成为历代文房的集大成者。狭义上我们通常将文人的书房及在其中使用和玩赏的器物称为文房，而广义上的文房则包括文房外部环境、文房建筑形制、文房内部陈设和文房玩赏器物等。另外，江南文人将文房的经营作为寄情人生的文化载体，文房的环境、陈设、器具等都融入了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追求，成为他们心灵的栖息之地，因此江南文房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江南文人寄托情感的精神空间。

江南文房博物馆

一、江南文化的界定

今日之“江南”不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各时代各人使用其表达的范围概念不一致，导致长期以来对“江南”这一地域概念的区域范围和历史演进众说纷纭。这其中著名明清经济史学者李伯重先生的说法影响较为深远，在详细分析了“江南”这一地理名词含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后，他认为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包括现今的苏南、浙北一带，是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

(一)区域经济的繁荣

“中国在18世纪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这应归功于其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史无前例的发展高潮。它以其生产以及内部交易的数额之巨而身居世界诸民族的首位。”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河湖纵横，沃野千里，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极具优势的自然地理环境，加上历代的开发，宋元以来，社会稳定，商贸昌盛，江南已成为全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区域。区域经济的繁荣对传统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冲击。文人士大夫在封建社会中拥有超越普通人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有别于一般市民阶层，他们在社会风气转变的大环境下，转而追求生活上的自适，去建构一种高雅清逸的精神氛围。文房作为与文人密不可分的一个空间，受到了文人的密切关注和刻意营造。区域经济的繁荣，同时为士人带来了物质生活上极大丰富的可能，并为整个社会消费风尚的转变提供了物质保障。这为构筑文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为文人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对这一区域的研究也长期侧重于经济层面。相关研究成果代表作有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等。社会文化史相关研究开展得比较迟，主要研究成果有陈江《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王家范《明清江南社会史散论》等。总体上看，明代江南社会生活层面的研究尚需全面挖掘，仍有较大的发挥空间。近年汉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描述了明中晚期中国经历的经济变革，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通过叙事手段，把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匠、商人、纺织工人、妓女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和其故事串联起来，呈现出一幅明代社会文化的图景。

(二)文化传统的积淀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房文化之所以在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与江南这一区域独特的人文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江南，重视文教蔚然成风，读书、藏书、著书风气盛行。中国人最令人喜爱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对一切与文献，特别是书写和书写材料有关的事物，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千百年来，一大批热诚而天才的学者对书法艺术和文人画珍视有加，他们在这些领域不断耕耘，逐渐发明出一套有关制作和保存各种艺术用品的独特规则，最后体现这些规则的载体得以在学者间传承下来。文房陈设用品成为精心挑选的具象体现，文房不仅是江南文人的读书场所也是实现其文化追求的场所。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的灵山秀水孕育了大量的文人才士，在他们的引领下掀起了习文诵书的社会风气，同时也培养了他们清丽脱俗的人文意趣，从而使得明清江南文房显示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好习文诵书的文化风气也带动了文化市场的活跃，碑帖文玩、金石鼎彝等文物清玩受到追捧。饮食肴撰、住宅园林、衣着服饰、陈设用具等方面大部分消费都和文房及文房用品有密切关系。

(三)文人取向的转变

关于文人风气转变的研究主要有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一书中对生员群体做了专门研究，考察了失意科场和仕进无门的生员层的社会流动及社会生存状况，这是文人文房发展兴盛的客观原因。李双华《论明中叶吴中士人的生活态度》一文，对士人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态度做了探讨，认为吴人读书不再是对功名孜孜不倦，而是以一种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寻求世俗生活的快乐和享受。刘春玲《论晚明士风的嬗变》一文，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系统分析了明末的士风，认为当时士风的转变是进步性和消极性的统一。

明清江南文房的发展与江南地区为当时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有关，文房的主体文人思想价值观的转变更是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文人受到挤压。明清统治者对江南文人一以贯之的压制也导致仕途的阻塞。文人在寻求社会出路的时候，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复杂的现实让他们更多地选择了退居斋室，去寻求个人精神的满足。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为文人满足私欲提供了理论依据。退隐这一古代文人的人生观念在此时也有了一些新变化，在此时文人看来，无论选择何种隐逸方式，最重要的是志在于隐，方能超然物外。“山林亦朝市，朝市亦山林”成为潮流，大隐隐于市的思想为凸显文房的重要性和其功能发展也提供了主观条件。明清的江南，文人传统的清净与世俗享乐结合了起来，一方面不舍弃尘世的快乐享受，另一方面也力求构建有别于普通人的高雅氛围。文房可以说是体现文人雅趣的主要手段。因此，文房得以大力营建。

文房及其附属之所以在明清时期的江南走上了发展的巅峰，实际上和江南社会风尚的转变有密切的关系，社会风尚的转变又改变了文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通过了解相关社会变化和士风的转变可以有效把握江南文房发展的原因。其中有关社会风尚变化的研究主要有如下著述：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两文系统地对明代中后期江南的社会风尚变迁进行了研究；王卫平《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奢侈风气及其评价》一文中，关注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太湖地区，对奢侈之风盛行的原因和表现做了研究，并充分论证了其社会作用。郑文《江南世风的转变与吴门绘画的崛兴》一书，认为明代中后期江南世风的转变对于吴门绘画风格的形成、发展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二、江南文房的空间建构

(一)物质空间

1.建筑规制

明清江南地区的文房，因文人财力的不同和审美偏向的区别，其规模和形制也大不相同，堂、斋、室、楼、馆、阁、轩、山房、精舍等，都可以成为设计的选择。文人文房也常常与园林建筑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活空间。文人在选择文房规制时，与周边环境能否相融也成为其关注点。文房规制若能因地制宜，选择得当，文人才能在文房中享受自然隐逸之趣。

2.外部环境

对山水的向往是中国古代文人挥之不去的情思，因此在建造文房时，选择合乎己意的外部环境首要就是体现出这样一种清雅脱俗的山水审美趋向。避居深山过于寂寥，园林就成为折衷之选，园林内常常置以不事雕琢、自然天成的山林泉石，园内园外清新雅致的风景，为文房生活增添了情趣。江南文人对文房的外部环境有自然幽趣的偏好。这不仅给予文人审美上的享受，也对他们追求高雅清逸的文房生活有所助益。

苏州拙政园

3.内部陈设

简雅和古朴之气是这一时期文房内部陈设的特点，江南文房家具以含蓄的精致和质朴的清雅为特色，其受到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文房作为文人藏修消闲之所，其内部的布局和陈设也受到文人的关注，江南文人追求功能至上的设计观和清雅的美学观。文房中的家具与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其适用度直接关系到文人书斋生活的惬意和自适，因此江南文人还参与家具的设计，借此展现文人的审美意趣和文化理想。但与一般家具不同的是，文房中的生活家具更注重与文人文房生活的适配性。文房内的陈设因为文人的关注和参与，更多的时候体现了一种功能之宜与清雅之美兼得的状况，从而成为充满着文化气息的综合体。

弘历是一是二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4.文房器物

江南文人对文房的营建，不仅注重外部环境与内部陈设的和谐性，以达到一种整体的美感，对其中的雅玩清供也极力购求。明清江南文人逐渐淡化器物收藏和赏鉴中所蕴含的考据色彩，而是使器物收藏和赏鉴成为实践其审美意趣和文化理想的一种生活常态。对器物的这种“清赏”和“雅玩”,是文人寄托清逸之趣的一种文化活动。明清时期，文人把玩和鉴赏对象的范围也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古今器物，法书画帖、金石鼎彝、笔砚纸墨、香茗琴棋等，书斋中所置雅玩清供丰富而讲究。书籍与文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明清江南私家藏书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极盛时期，对古今名画的收藏和追捧也更为常见，画作成为文房必备之物。赏鉴书画碑帖也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生活。文人的书斋生活离不开文房文具，对于文房文具不仅极力购求古雅之物，布列得当也关乎风雅。收藏古董也是此时期江南文人普遍的文化风尚，同时，文人不仅注重斋室外部环境的自然优美，即使在书斋内也利用盆景等物打造出极富生趣的意境，以达到情境交融。

宜兴窑紫砂金漆云蝠砚 故宫博物院藏

文房物件研究是今人文房研究的热点，文房陈设、用具及文房清供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少，但大部分研究多出于文物鉴别收藏的需求，如古董收藏鉴定等，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文房家具陈设上，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是较为有名的研究成果，何晓道《江南明清椅子》《江南明清门窗》是近年出版的相关研究。

文房清供特指书房清雅的陈设器具，即与笔墨纸砚相应发展而来的各种辅助用具(参见表1)。这些辅助用具的出现要晚于笔墨纸砚，文房清供是中国传统文房辅助用具的一种雅称，也称文房杂器，由精美的工艺造型和极具观赏性的器物组成。韩雪岩《明中后期苏州文人的书斋清玩与仿古风尚》、贾溢德《明清书斋雅玩》是关于文房中雅玩的研究，介绍文房中清供雅玩的有张荣等编写的《文房清供》一书，此书介绍了清代故宫皇家文房清供，包括笔墨纸砚印章等。魏学峰编写的《文房清供》一书，则介绍了四川博物院馆藏的文房清供文物。张耀宗编写的《文房漫录》一书则撷取了二十九位大家谈论文房清供、收藏雅趣的文章，按“纸笔”“墨砚”“古趣”“新韵”结构四辑，对文房清供做了广泛介绍。刘传俊编写《文房》四卷，是近年较为系统的文房用品大全。全套分四卷：文房之味、文房之属、文房之趣、文房之境，其中文房之味为学术论著，后三卷为文房书斋器具的实物图录及注释。全书将文房、书斋体系器具分为：文具类，清玩、雅玩类，清供、清赏类，动使类及其他类。通过大量详实的资料考据及图片文献，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文房体系架构之形成、发展、演变及现状。《器蕴才华——文房清供陈列》一书是天津博物馆近年文房清供的梳理，分作四德春秋、墨润飞香、纸寿千年、砚田墨海和杂宝诸陈五个单元来陈列馆藏文人的书画工具和清供实物，透过文物本身折射出文人的优雅生活和审美情趣，以及掌控文玩进行创作的高深造诣。同时该展还在展厅中通过不同文房景观及古人进行书画交流活动的绘画作品再现文人创作的环境。

文房用具的材料范围很广，陶瓷、竹木、翡翠、玛瑙、水晶、金银、珐琅、石、铜、铁、玉、漆、紫砂等各种材质都被用来制作文房清供，不仅质地种类多样，造型也出奇精巧。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流行样式，如康熙时期，各种瓷质文房器具呈现繁荣景象；雍正时期盛行玻璃、珐琅制品；乾隆时期的珐琅文房器具较具特色。随着制作工艺的发展，清代新出现了笔屏、砚屏、墨罐、笔船，铜墨斗、笔换等多种形制的文房用具。此外，清代还有以多种功用或多种器具组合的形式，如成套组合式的书写用具多盛盘，以多宝格形式制作的成套文房清供珍玩，旅行文具箱等。

程君房蟠螭纹圆墨 故宫博物院藏

(二)精神空间

1.生活空间

文房首先是文人的生活空间，它给明清江南文人提供了一种怡然自得的起居空间，对于不仕的文人来说，是他们实现个人价值、寄托人生理想的场所。对于仕宦文人而言，则是他们灵魂的归所，很多文人在宦途中另辟一静室，起居其间，自得其乐。文房作为生活空间不仅在于它的舒适性，还在于它能够提供给文人一种文化上的满足感，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文人可实现由来已久的山水隐逸之思。

2.创作空间

整编书籍、著述立言，书斋也给文人提供了一个创作空间。在文化创作过程中，无论是他们的行为动因，或是言论立场，还是情趣偏好，都蕴涵了文人个性化的意趣观念。处于社会困境中的江南文人，虽然在朝堂上不能实现其人生抱负，但在自己的文房中，他们的创作变成了一种实现其人生理想的更为艺术化、高雅性的方式。

3.交游空间

文人在社会交往中所交之人往往都是与自己性情相投的人士，文房作为文人的活动空间，入此斋中，自是知己，与文房主人有相似的审美情趣和追求才能得为精神之交。文人的文房生活，除自我怡情寄兴之外，作为与友人的交游唱和的空间也是一种重要的营建目的。

对文房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建筑学和美学层面，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部分研究侧重于文房发展史和趣闻，学术性不足，即使少数文章对文房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但因篇幅较小只能寥寥数语，未有更为深入的分析。童寓《江南园林志》、顾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是从建筑学角度对江南文人居住空间的代表性研究。文房作为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和身份的象征，与江南园林的发展有很大程度上的关系，伴随文房的庭院也必然受到影响。将研究重点投向文房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上的文章有王乐《江南古典园林书斋庭院分析》,文中阐述了庭院的发展历史，而且通过收集江南古典园林中文房庭院的实例，从选址、空间布局、庭院要素等方面分析其特点，并与其他院落对比，从而获得更为清晰明了的认识。杨玲、张明春《明清江南书斋形态浅析》则从建筑形制入手，对文房书斋选址、类型以及室内空间构成等几个部分进行了相应的整理和分析。朱亚夫、王明洪《书斋文化》是一本研究文人文房史的书，书中描述了书斋文化的发展脉络，斋名的起源及其演变，书籍与书斋的关系，分析了历代书斋的文化特征，介绍书斋的建筑形式和装潢设计特点等。暴洪昌《明清时代书斋文化散论》通过分析文房书斋文化领略文人学者的风采，同时通过对文房书斋美学价值的欣赏体验文房背后的文化。施晴《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书斋研究》则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探讨了明中后期文人书斋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三、江南文玩的博易万象

1.江南文玩的特点

书房是中国古代官员、学者和读书人的主要生活场所。文人雅士的书房，突出特点就是以文房清玩为点缀，烘托出和平安宁幽静的气氛，反映出文人所追求的是一种与世无争、悠闲安逸的生活状态。案头陈设砚台、铜水注(砚滴)、笔格、笔筒、笔洗、糊斗、水中丞、铜石质地的镇纸等文房用品。明朝中后期，许多随工商业逐渐发达起来的商人开始附庸风雅，赞助和支持艺术文化事业。文化与资本的结合，催发了士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广义的“文玩”,包括文人书房中所用的物品，有书画类挂饰，文具类以笔、墨、纸、砚四宝为主体，还兼及其他的实用器、玩赏品和陈设品，如笔插、笔筒、笔架、笔洗、砚滴、水丞、镇纸、臂搁、墨床、印章、印泥盒、香具等。文玩兴起于宋代，到了明代，文人阶层迅速增大，对文玩的需求日益增强，文玩艺术的范围不断扩大、品位也不断提升。及至清代，文玩器物更加成熟，人们通过精心的设计、制作和摆设，将原本的文玩实用器演变为具有装饰性的艺术品，成为书房里、书案上的一道雅致的风景。这些文玩材质广泛，玉质、瓷质、牙雕等无所不有；装饰手法多样，或镶嵌、或雕刻、或镂空、或堆塑，异彩纷呈；图案题材内容广泛，动物、植物、人物等应有尽有。因可用可赏，故被称为“文玩”,被冠之以雅玩之名。正如明人沈春泽所述，“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

红漆描金夔凤纹管兼毫笔 故宫博物院藏

汪节庵制西湖十景诗彩硃墨 上海博物馆藏

清代前期官府文玩制造以造办处匠人为代表，清代皇帝赏赐文玩给大臣的情形也十分多见，清代后期民间制造以江南等地工匠为代表。可以看出宫廷审美对民间的引导，如果从清代工艺角度来看，制作工艺的提升和装饰题材的扩展应该是两个显著特点，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工艺制作水平远超前代，文玩的设计体现了装饰题材和装饰样式的创新，各阶段具有其时代特色。反映精英社会的审美，如雍正朝就包含有自然质朴和精雕细琢两种风格，并且出现偏爱黑色的特例，品味雅致孤高。

2.鉴藏和交易情况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种子深埋在广阔的江南地区，禁海政策的放宽致使大量资本涌入，为18世纪的经济注人了新鲜的血液。江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发达的漕运贸易刺激着运河城市的兴起，扬州、苏州等地成为清代中期的经济重镇，商人成为一个极具购买力的消费群体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商人努力用财富换取文学或政治上的声誉时，他们更愿与文人阶层为一体，不再认同自己本来的身份。”收藏实力逐渐增强，以新兴商人和传统文人为代表的收藏群体常有雅好文玩的情调，文玩类收藏品汇聚形成市场化运作，文玩的需求群体本以文人为主，随着需求的扩大，买卖及市场流通环节都有江南商人的参与，出现许多富于学养的亦商亦仕者和深谙鉴赏的收藏者。

江南地区以苏州为代表的文化艺术品市场向来发达，自明代起就出现不少收藏大家，如吴宽、陆完等，后来文玩市场逐渐兴起，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清前期苏州士人有三好：曰穷烹饪，狎优伶，谈骨董，文玩成为清代苏州士人“三好”之一，其收藏之风对江南地区产生极大影响，常辉《兰舫笔记》记载“人情凡厌故而喜新，至于字画玩器，反尚故。故江东风俗，凡赞赏物，莫不曰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士人财力雄厚，更加讲究奢侈优雅，与民生日用相距益远。

这一时期江南的收藏市场以文人群体为代表，出现一些收藏世家大族，如苏州潘家、顾家，常熟翁家，杭州汪家等，他们的收藏间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了清代文人间的交友状况，对于文玩欣赏与选择互相影响，表现出地域喜好特点。经济实力决定购买力，文人仁者对于文玩的喜爱引起商人的趋之若鹜，为之搜罗，并且到了清代后期，随着藏品在家族间的流转，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各家族的兴衰变化。

3.文化交融和影响

江南文房的构建是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与重筑的过程，一方面从审美上受到精英阶层的影响，以宫廷造办处物件为代表；一方面从技艺上受到鉴藏市场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现，同时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将西方仪器、地图、纺织品、用具等物品作为礼物相赠与，这些新奇的外来物品引起了清代皇帝的兴趣，雍乾时期，这些物品大量输入清宫，进入江南社会，中西文化产生了新的交融。体现了交流路径的复杂性和交流内容的选择性，主要依靠官商买办。此外，外国使团进献和本国官员进贡，得以流行于清朝上层阶级，在吸收西方艺术和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精英阶层的审美，基于中国传统技术的二次加工，多见纹样部分的借鉴，进行有选择的构筑，形成中西艺术和技术互动下的产物。

沈周东庄图 南京博物院藏

结语

明清江南文房是建筑空间，是设计空间，是艺术空间，也是自我空间，这一世界独立运转，又不可避免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是外生与内生交织的解构与重筑。既是对历史文化的解构，将六朝以来逐渐形成的江南文化以具象的形式，符号化的语言来建构，同时也是空间主体人物的建构，这一空间中的主体与自我不可避免地参与一系列的社交与鉴藏活动，社交关系和地缘场域建构，拓展了对于这一空间世界与人物世界的认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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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值主编: 章逸伦

排版: 苗朝晗

审核: 杨国安 洪均

(责任编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