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1933年的海森堡（图源：维基百科）

导语

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堡没一直被认为在二战期间德国的纳粹原子弹研制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造原在战后，海森乃至生命的堡没最后一刻，海森堡都坚称自己并没有为纳粹造原子弹，纳粹而且从内心深处就不想做，造原他至死执着于这样的海森想法。

撰文 | 邸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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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5年5月4日家中被俘后，堡没海森堡被押解着辗转于法国、纳粹比利时，造原两个月后，海森连同其他九名被俘获的堡没德国专家一起乘机，转运至英国剑桥附近的纳粹一幢乡间别墅，继续监禁生活。

这座别墅名为Farm Hall，之前是供英国军情六处和特别行动局使用，在决定用作临时“监狱”后，提前布设了监听装置。

如果不说是囚禁，还以为这些德国专家是来集体度假。战后的绝大多数人都食不果腹，可在这里，有专人为他们准备食物、衣物，书籍、报纸、游戏、广播一样不少，甚至还订了《物理评论》杂志。

唯一的不便，是不允许他们和外界联络，包括他们的亲人。没人知道，这样与世隔绝的日子会持续多久。劳厄（Max von Laue）尤其不解，他和核裂变的发现者之一哈恩（Otto Hahn）并没有参与德国的核武器开发项目，似乎用不着和其他人一起羁押。

在Farm Hall被关押的十名德国物理学家，

依次为：

海森堡(W. Heisenberg), 哈恩(O. Hahn), 劳厄(M. Von Laue)

魏茨泽克(C. F. von Weizsäcker), P. Harteck以及W. Gerlach,

K. Wirtz; K. Diebner, E. Bagge, H. Korsching.

（图片来源：https://www.amusingplanet.com/）

另一个版本

直到8月6日这一天。

晚间，像往常那样，7点45分开饭，可这次哈恩带给他们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也是刚被看守告知，美军在日本广岛掷下了一颗原子弹。这一刻，所有人才知道，他们以为的，在核武器的研制中所谓德国的“一直领先”只不过是幻梦一场。

在被窃听的对话中，哈恩对海森堡说，“这么看，你不过是个次品，洗洗睡吧”。

“我同意。” 海森堡答道。英国的报纸已经在成篇累牍地报道——在和盟军的原子弹竞赛中，德国失败了。

在外界，尤其是盟军看来，这是一直存在的叙事逻辑。他们发起曼哈顿计划的出发点、根本动机、道义的支点，都是害怕纳粹德国率先造出核武器。而且，盟军的专家都相信，德国的核武器研制是领先于美国的。害怕与恐惧，就像是一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每个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人，绞尽脑汁，没有退路，必须在这场核武竞赛中取胜。

然而，在囚禁中听到核爆消息的德国专家，包括海森堡，却立即编织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其叙事和色调迥然不同，让外界大为震惊。

8月7日，所有人签字确认后发布了一份声明，用于解释他们为纳粹造原子弹这事。

声明说，在1941年底他们得到结论，造原子反应堆是可行的；而鉴于当时德国的技术条件，造原子弹的条件是不具备的，之后他们的工作就集中在造原子反应堆，实现可控的核聚变。因此，所谓“和盟军相互竞争”造原子弹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这就像是，两个人刚开始是在一个赛道，中途的时候，另一个人转弯跑到了另外一条赛道，不再是同一个终点。

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外，他们还进一步认为，没造原子弹还有另一个主观原因——他们从内心深处就不想为希特勒造原子弹。

早在6号当天，在押的其中一位物理学家魏茨泽克（Carl von Weizsäcker）就领头说，不应该再为失败找理由，“我们没做成是因为，从根本上说，所有的物理学家就不想做成。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德国赢下这场战争，我们原本是可以做成。” 哈恩听了说，“我不相信你这个说法，但我很庆幸我们没做成”。

当广岛核爆显示的巨大破坏力和杀伤力展现在世人面前时，许多人、包括盟军的一些科学家都开始有所动摇，造出这样一件大杀器，究竟是好还是坏？这会不会是迈出了人类自我毁灭的一步？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德国核专家也立即意识到这次核爆非同一般的、更高层面的道德涵义。魏茨泽克说出了一番更为尖刻的、颇有讽刺意味的话：

“历史将记录下，是美国和英国人造了原子弹，同时，德国人，在希特勒的统治下，造了个堪可工作的引擎。换句话说，铀引擎的和平开发是在希特勒政权之下的德国做的，而美国人和英国人却开发了件战争的可怕武器”。（魏茨泽克此刻可能不知道，物理学家费米领导的芝加哥1号堆早在1942年12月2日已经做了临界试验，为核电发电开启了道路。）

海森堡显然也认同这个说法，他觉得，假如当初他们和美国人一样，一心想着希特勒应该赢，别的都不重要，那或许就会造出原子弹，可事实上，他们不想他赢。

1946年春，经过九个月的监禁后，海森堡等人被全面释放，参与到德国科学的重建当中，至死，海森堡对自己研制原子武器的看法一直都没有改变。

可这样的故事版本，在盟军或是曾被德国占领、蹂躏的人们看来，几乎是难以接受的——一个为纳粹制造原子武器、有人格“污点”的人怎么转眼间就成了即便在高压下，也要维护人类和平福祉的人？

图说：古德斯米特。（图片来源：https://nationalmedals.org/）

至死未休的争吵

第一个表示反对的是执行阿尔索斯任务（Alsos Mission）的科学方面的负责人古德斯米特（Samuel Goudsmit）。

古德斯米特比海森堡小一岁，20年前就已经认识。他早在1927年博士毕业后就赴美，任教于密歇根大学，其父母依然还留在荷兰海牙。1943年，纳粹驱逐荷兰犹太人，他父母被带往了集中营。期间，古德斯米特曾托朋友向海森堡求援，但海森堡最后似乎只是写了封不痛不痒的回信。古德斯米特年迈的父母最终在毒气室里惨遭杀害。一年以后，执行阿尔索斯任务的古德斯米特重返故土，面对断壁残垣潸然泪下，他怀念死去的亲人朋友，憎恨纳粹的残暴，当然也绝不会原谅海森堡的铁石心肠。

1947年，古德斯米特出版了《阿尔索斯》一书，将德国原子弹项目的失败归咎于极权统治之下，科学无法发挥作用：

纳粹驱逐了很多犹太科学家，导致科研和教育落后时代；德国科学的组织和支持系统缺乏协调与合作；还有这些德国专家的自满，以为德国科学还和以前一样领先于世界，相信如果德国造不出原子弹，那别国就更不可能。当然，还有一条，是直接归罪于海森堡，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权威的圈子，轻视另外一些更具实践思维的技术人员，如迪布纳（Kurt Diebner）。

而后在《纽约时报》的信中，古德斯米特一针见血地总结了他和海森堡的区别：“海森堡强调在战争后半段，缺少工业资源；而他则指出，德国科学缺乏眼界（lack of vision）”。

在书里，古德斯米特具体罗列了一些德国专家“缺乏眼界”的例子，比如完全漏掉了快中子聚变以及除铀之外的钚的技术路线（实际上，德国专家知道钚也可以用作核燃料）；在核反应堆实验中竟然没有控制棒和辐射防护装置，而在同位素分离和减速剂测试、生产方面更为落后。古德斯米特认为，海森堡们对于原子弹如何工作只有些许的模糊认知，即便是对于铀反应堆，他们的认识也处于很初步的阶段。

作为德国原子项目的理论设计师，以及德国物理学的代表，海森堡自然无法认同自己和同伴缺乏眼光，没脑子，没能力——除了客观的外界条件，如果有任何设计上的错误和不足，都是因为故意不想做好；而之所以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小圈子，是不想一些没有原则和底线的人混进来从中作梗。简言之，知道得越多，做得越少，就越能表明自己是故意不想做。

海森堡并非孤军奋战，除了他的德国同事，在1956年，瑞士记者Robert Jungk还出版了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比一千颗太阳都亮》，完全站在德国专家的立场，且更加强调了在造原子弹问题上德国专家道德上的优势：

“听起来似乎是有些吊诡：在武力恐吓、独裁统治之下生活的德国核科学家，他们听从了良心的呼唤，试图阻止原子弹的制造，而在民主国家生活的同一专业的同事，没有受到任何恐惧的胁迫，除了极少数外，却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新武器的生产上。”

Jungk在书中还把海森堡1941年和玻尔的那次著名会面，描写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原子外交”——海森堡是在提议盟军一道抵制原子武器的研发：“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德国和盟军原子专家彼此间心照不宣，由此避免造出这样一件违背道义的武器”。

但看到这本书的玻尔根本不赞同甚至是极其厌恶这样的阐释，他在给海森堡的未公开的信件中写道，“我根本没有感觉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你和你的朋友是在往另外的方向上努力”。他无比确信，海森堡就是在告诉他，德国正在竭尽全力和盟军进行竞赛，看谁先第一个造出原子弹。

军方的放弃

海森堡和古德斯米特的论战，一个强调了战时德国客观条件的限制，另一个强调了德国专家主观的无能，但回过头看，德国最终没有研制成功原子弹最主要的是没能像盟军那样，给予原子弹项目无条件的重视和支持——事实上，早在1942年中，德国军方很大程度已经抛弃了这个项目。

1941年底，德国的闪电战已偃旗息鼓，东线进攻苏联的战况遇到极大阻力而裹足不前，希特勒号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占领区，都要竭尽全力支持作战。在此种情况下，军方科研的负责人舒曼（Erich Schumann）通知铀研究的负责人，德军武器中心只支持可以近期内有用的研究。

这一年的12月16日，舒曼召集这些核专家到柏林开会，决定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支持核武器研发。会上，专家们同意先准备一份报告，总结目前的进展，展望下前景，并决定2月26日再开会讨论。

可在2月26日之前，军方就已经缩减了原子弹研制的经费和规模。随后的2月26日、6月4日的会议之后，军方基本上不再支持核的军事研究计划。相对照，这一年的10月9日，罗斯福总统正式批准了原子弹研究计划，曼哈顿计划如火如荼的展开。

在这中间，海森堡似乎是实事求是地陈述了当前的情况。

在2月26日的口头报告中，他说，小型铀反应堆是可以近期建造的，可用来给舰船和潜艇提供动力；如果分离到足够的纯铀235，则可以制造拥有难以想象的爆炸能量的炸弹，但他也说，当前从天然铀矿中分离铀235是很困难的，需要的复杂技术现在还不具备。当然，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制造原子弹的途径，可以绕过分离铀235的困难，那就是通过建造反应堆产生钚。

据时任帝国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的施佩尔（Albert Speer）回忆，在6月4日的会后，他向海森堡问起原子弹的事，“他的回答似乎不那么令人鼓舞”；“他说，肯定的是，科学的方案已经找到了...... 但生产的技术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进行开发，最起码要两年，这还是项目给予最大的支持的前提下”。他感到海森堡最为心烦的是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不够，尤其是和盟军的投入比起来。在会后，施佩尔还邀请海森堡到他新开的研究所参观，当他们漫步在寒冷的早夏傍晚街头，海森堡只是要求适当地增加对核项目的支持，比如建造坚固的掩体，一个回旋加速器，在材料供应上可以优先考虑。

施佩尔最终认为，这个项目在短期内不会对战争起到什么重要作用，他把支持投入到了其他更迫切的科研项目中，比如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的火箭研究。而元首希特勒似乎也不相信原子武器对战争能起到什么决定作用，施佩尔回忆道：

“关于建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希特勒有几次和我谈过这个事情，但以他的智慧能力显然难以消化这个想法。他无法抓住核物理革命性的特点。在我和希特勒2200多条会议记录里，核聚变只出现了一次，而且描述的极其简略。希特勒的确评论过原子弹的前景，但我告诉他的和物理学家的会面只是确认了他的观点，原子弹派不上什么用场 …… ”

公平地说，海森堡的观点可能影响到军方的决策，但根本上是因为最高层其实已经判断，短期内原子弹不会实现，对于赢得战争没有什么帮助，而专家们此后的观点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当然，这中间没有证据表明，海森堡的做出的判断是故意隐瞒或者造假，更看不出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量。

为了德国的科学？

即便是主观上不想造原子弹，但造反应堆为德国的战舰和潜艇提供动力，不也是为纳粹服务么？况且，假设其没有参与纳粹的任何与战争研发相关的事务，海森堡不也一再妥协，包括在1941年出访丹麦的玻尔研究所讲学，充当其宣传工具？无论如何，在盟军、被占领以及被迫害逃亡的人们眼里，单单呆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本身就是一种罪。

海森堡在后续的自我辩护中，似乎是希望外界能理解自己的处境和所作所为。他表面上是和纳粹合作，但内心其实是在做某种消极的抵抗（passive opposition），具体地说，他的委曲求全，不过是为了保留德国科学的余绪——政府想利用海森堡的物理为军事服务，而海森堡至始至终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物理向政府妥协（“use of warfare for physics”）。

当然，古德斯米特不会相信这样的说辞，称这不过是某种自我的合理化，所谓在纳粹统治之下，拯救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你怎么指望会成功？你又如何会认为这些事是重要的？”

古德斯米特代表了盟军，尤其是被纳粹迫害流亡的科学家的看法，在他们眼里，为了德国科学的存续而选择与纳粹合作，实在是过于牵强。诺奖得主、犹太裔科学家弗兰克（James Franck）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便是为了捍卫物理学、为了赢得支持而曲意拖延，也不足以成为与纳粹妥协的正当理由。弗兰克是在纳粹上台的1933年4月公开辞掉了第二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以示抗议。

而爱因斯坦的态度则更为决绝，他讽刺战后德国人到处哭可怜的做法为“催泪运动”（Campaign for tears），他说，他“看不到德国人一丝丝的愧疚与悔恨”。

抛开原子弹研制，对于为何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做事，海森堡的“合理化”解释却不是孤例，甚至颇为流行。哈恩、劳厄也较少表现出对德国罪行的忏悔，更多的是唤起别人对战后德国境遇的同情，或者对他们本身行为的同情。

当1938年逃亡的核物理学家迈特纳（Lise Meitner）对海森堡为德国战争服务表示愤怒时，劳厄反过来说，英国、美国和法国的科学家不也是为盟军做一样的事情。当然劳厄也知道两者在道德上有区别，但他总觉得，局外人无权作出评判：“我不确定这些抱怨的人，如果他们是恰巧出生在德国，他们的做法会有何不同”。

1942年春，海森堡被任命担任为柏林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以及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成为了德国物理的领袖（这一职位此前爱因斯坦担任过）。自此以后，虽然海森堡还身兼核反应堆的开发，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高能粒子物理学的研究。无论是受到普朗克的影响，还是出于发展自身事业的雄心，海森堡似乎都试图做德国物理的新掌门。那么，即便是在纳粹的统治之下，保持德国物理世界领袖的地位，也就成为掌门人义不容辞的、最重要的使命。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喋喋不休的辩论后，古德斯米特似乎开始相信在海森堡的内心深处，的确是为德国物理学而忍辱负重，去和纳粹妥协，甚至去参与核开发项目。但尽管如此，他也认为，海森堡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徒劳，而且也没必要。

1976年，古德斯米特在为海森堡写的讣告中指出，早在纳粹上台之前，美国物理学其实已经超过了德国物理学，更何况纳粹还把很多最好的人才赶了出去，因此海森堡试图保持德国物理学的领先地位是完全错付了——所谓德国科学一直领先不过是幻梦一场，海森堡无需为德国科学的失败背负过多的个人责任。

吾道一以贯之

除了纠结于历史的事实与个人的名声，海森堡竭尽全力的自我辩护还有现实的考量。

在战后的德国，一方面，去纳粹化正在展开，没人希望自己还和纳粹扯上关系，而承认为纳粹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某种程度上已不单单是道德上的污点，也可能招致法律的制裁；另一方面，战后的德国的科学正进入重建当中，海森堡最需要的是让当局继续信任他们的能力，进而最大化自己的影响力。

其中一个例子体现在战后德国如何发展核技术上。他和魏茨泽克等德国专家竭力劝说西德当局不自己制造原子弹，即便在美苏冷战的情况下，只要有北约的核保护伞就够了。换言之，在战时就没有造原子弹，战后更没有理由制造原子弹，海森堡要一以贯之的维护其“和平”的立场，核技术不可以用于战争，只用于发电等民用事业。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在纳粹的统治之下，即便如伟大的海森堡，为了生存，不管是为了保存德国的物理学还是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安身立命，他都必须作出让步与妥协，甚至包括参与德国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从这点看，正如古德斯米特在海森堡的悼文中所说，他本身也是纳粹的牺牲品。

这种对海森堡的理解甚至是同情也见于那些对他甚为严厉的批评者中，因为从本质上，盟军科学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看看同样受到猜忌和受审的奥本海默就知道了。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们，这些科学家、技术专家群体，也受困于同样的现实处境以及随之而来的良心拷问——他们一方面受雇于政府，从事他们探寻真理、造福全人类的科学研究；可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要服务于他们的政府，当战鼓响彻天际之日，他们或许也会参与到战争当中，成为屠戮生命背后的刽子手。在这个意义上，同情海森堡就是同情他们自己。

(责任编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