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电影《1921》发现新史料谈起 作品创作的从电创作第一步是学术研究
东方网记者王旭6月13日报道：《1921》作为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首映后，创新性表达和新奇的现新历史视角获得一致好评。电影创作思路的史料术研转变对创作者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主旋律电影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挖掘市场潜力？
“我们这次想找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编年体、大事记类型的谈起纵切面，更横截面”，作品《1921》联合导演郑大圣在今天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主旋律电影的步学市场化探索”总结这次的创作思路，“我们就聚焦在1921这一年，从电创作聚焦中共一大召开的现新前后几个月”。
在时空的史料术研宽度中拓展叙事的空间确实可以能够创造不一样的观看体验，但当历史不再是谈起“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创作者需要着墨的作品不仅是历史事件而更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色彩、步学气味和人物。从电创作显然，现新创作者们面临着更高的史料术研要求。
《金刚川》《光荣与梦想》编剧赵宁宇“水印”
“我觉得创作的第一步是学术研究，我现在就在这么做”，《金刚川》《光荣与梦想》编剧赵宁宇提出“先把背后的事情梳理清楚了，再来寻找切入角度、表现手法，大时代中的人、情、景这几个大方面梳理清楚了，就可以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他认为创作应当“回到理性、回到历史、回到学术”的道路上去。
“搞历史题材确实要有点做学术研究的精神”，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院长、论坛主持人也回忆起著名导演刘国平的话，“一部八九十万字的剧本，资料就是百倍的八九千万，做完这个题材我就敢说自己就是这个领域的历史学家”。
历史研究的多了会影响电影艺术化的表达吗？两者如何平衡？目前来看，《1921》交出了一份“标准”答案。首映后，《1921》中日本和欧洲视角的国际化视野尤令人印象深刻。东方网记者在此前报道中就将欧洲反共势力对两位国际代表的监视、日本警方对来沪日本共产党员的追踪列为看点之一。
而这其实是《1921》主创们“学术研究”和艺术化创作结合的成果之一。
《1921》联合导演郑大圣“水印”
“从巴黎到东京，我们还真的在东京警视厅发现了一个此前在历史资料中没有发现的新史料”，郑大圣介绍，这份6月29号上海发给东京警视厅亚细亚局电报，编号是995号，“支那共产党要在上海开大会”，时间、地点的准确度很高。“也就是说共产国际的代表还没到上海的时候，他们的踪迹就被通报给经过地方的领事馆，等下船的时候所有的密探都已经准备好了”，郑大圣感叹，“太可怕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创作过程中类似这样的发现不在少数，而这些散章、断点、蛛丝马迹正是创作者们发挥想象力的地方。“我们还发现上海租界有怀揣手榴弹炸一大会着的杀手、被击毙的神秘的日本人，这就提供了悬疑、追踪等类型片因素引入的基础”。郑大圣总结，这是一个守正和创新的问题，“守正就是大事不虚，创新就是小事不逾矩，历史学家止步的地方就是戏剧开始的地方”。
另一方面，历史剧的题材也能够引进文艺片的思维。“因为我们要表现的是一百年前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既有士的精神又有新时代的精神，所以导演也化用了很多艺术片的手段”，比如通过“跳跃时空的心理总结和编辑去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提到主旋律电影我们一般是以领袖为主角的叙述方式，创新可能就有难度，但确实有必要去创新”，一代代的创作者都是在更新的时代讲述过去的故事，并融入新的时代精神。赵宁宇认为随着对历史的梳理以及党史研究新学术成果的出现，挖掘包括学生、工人、农民等更多普通人故事可能是未来的一个突破口，“可能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那么突出，实际上是具有很大价值的”。
（王旭）(责任编辑：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