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深入神费人口逻辑
费太安.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人口逻辑【J】.经济研究参考,2023(3):24-40.
作者：费太安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
摘要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本文对照党的学习宣传现代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从中国人口规模、贯彻国式共同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党的大精的人利用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太安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中质量人的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化高应从生产、发展富裕分配、口逻生活三个维度,深入神费综合考察人口与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以及不同城市人口规模的综合福利效应。未来数字经济时代，学习宣传现代生产组织方式扁平化、贯彻国式共同分散化，党的大精的人人口可以更多地聚集在县城等中小城市。太安本文展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中质量通过改进生产要素与公共服务配置引导人口优化地区分布的思路，揭示了从生产端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来看，人口结构等发生了新变化。一是我国人口总规模世界第一，人口增速快速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共141178万人，占世界人口的1/5，同时近10年来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为历次普查最低，人口规模基本达到最大。二是人口红利下降明显。2020年15～59周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8.94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63.4%，比2010 年下降6.8个百分点。三是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总流动人口达4.9亿人，2020年比2010年增加89%，跨省流动人口1.2亿人，增加45%。我国十四亿多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谋划，因地制宜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口大规模流动优化了生产要素组合，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全国部分群体收入水平比较低，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还存在。调查显示大约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部分人群来自农村的比例达75.6%，分布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36.2%和34.8%。二是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大城市在产业、人才方面更加多层次，拥有更多资金、更高技能的投资者和居民的收入更高，而那些低技能劳动者只能获得一般收入。从国际上看，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分化也更明显。三是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新的桥梁和支撑。即使在基本实现了城镇化以后，我国仍有4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县城是沟通联系城乡的桥梁纽带。目前县城建设及产业发展状况，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发展，也难以有力支撑城乡融合发展。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优化区域、城乡、城市人口空间布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致力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以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区域发展协调、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人力资本要素质量提升、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纳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我国十四亿多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走传统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城市化道路，对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来说难以实现。一是由于总人口规模巨大，交通拥堵、生活成本增加、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将更加严重；二是由于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风险将给城市的安全发展带来风险隐患；三是传统的农民为打工而离乡、离家的人口流动，离妻别夫舍老弃幼，很难谈上有生活品质。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优化人口与生产要素结合，从生产端提高经济效率，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本文对照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从中国人口规模、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利用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面分析全国人口总体格局、人口流动分布最新特征与趋势，深刻总结目前人口分布及结构与现代化目标不相适应的深层次问题。以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为考量，改进人口分布与城市规模决定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未来数字经济对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既在生产端优化人口与生产要素的结合，又在生活上实现人们更有品质的生活。对照三个维度，本文的研究发现或有以下贡献。第一，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区域、城市人口相对均衡发展，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城乡人口、区域人口、不同城市人口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农村人口收入较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仍然不高，东中西、南北若干板块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不同级别的城镇发展不平衡，不同群体的公共服务供给、民生保障、生活品质差异较大。第二，关于人口分布与城市规模的决定理论，既有理论多是从某一方面进行专项研究，本文从生产、分配、生活三个维度综合研究实现最优生活品质的区域人口分布与城市人口规模。第三，结合数字经济特征与未来发展趋势，沿着生产方式→公共服务→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人口规模的作用机理，研究提出未来数字经济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在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培育等方面的思路举措。
二、全国人口变化呈现的新特征、新趋势
全国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7205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11.5%。目前，全国人口总体情况具有如下特征和趋势。
（一）全国人口增速放缓，区域人口增长差异扩大
一是全国人口增速减缓。历次普查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1%、2.09%、1.48%、1.07%、0.57%、0.53%，总体上人口增速放缓明显，2022年我国人口已呈现负增长。二是区域人口数量变化差异明显。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31个省份中，有25个省份人口增加。人口增长较多的5个省份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分别增加2171万人、1014万人、609万人、573万人、534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北京等5个省份人口增长了40%以上，云南等14个省份人口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东北地区总人口减少明显。三是过半省份人口增速下降。比较2010~2020年和2000~2010年各地区人口增速变化，相比2000~2010年，2010~2020年湖北、重庆、四川、贵州4省份人口都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而东北地区以及山西、内蒙古、甘肃6省份人口出现负增长。10个省份虽然人口总数在增加，但是相对于 2000~2010年，人口增速在下降，如北京、天津、河北、上海、山东、湖南、广东、云南、青海、宁夏。
（二）人口分布格局总体稳定，城乡人口结构变化明显
一是以胡焕庸线为界，2000年、2010年、2020年胡焕庸线西北侧人口占比分别为6.42%、6.53%、6.5%，前后两个十年间西北区域人口占比由略有上升转变为略有下降，总体来看胡焕庸线两边人口比重基本稳定。二是分区域看，人口数量呈现“东升、中降、西略增、东北明显降” 的特点。2020年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39.93%，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为25.83%，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为27.12%，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为6.98%，下降1.2个百分点。三是城乡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02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9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3.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亿人，乡村人口减少1.64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三）人口区域集中显著，未来方向可能会稍有变化
一是人口在省份层面集中明显。31个省份中，人口超过1亿人的省份有2个，在5000万人至1亿人之间的省份有9个，在1000万人至5000万人之间的省份有17个，少于1000万人的省份只有3个。人口数居前5位的省份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达35%，人口数居前10位的省份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近60%，人口数居前15位的省份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近75%。二是区域人口密度发生显著改变。7个省份人口密度大幅增加，与1995年相比，上海、北京人口密度几乎翻番，江苏继续保持人口密度第一的位置。广东人口密度增加最快，浙江、山东的人口密度也显著增加。三是人口集中的方向有些许变化。从“五普”到“七普”，人口数占全国比重不断上升的是北京、天津等省份，但过去十年人口增速、占全国人口数比重两个指标都在提升的是浙江、福建、重庆、河南、陕西等11个省份。
（四）人口流动日益活跃，传统流向有所改变
一是流动人口规模大幅增加。与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由2.6亿人增加到4.9亿人，增长了89%，省域间人口流动规模增加了45%。二是人口流动是区域间人口分布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有9个省份来自省外的人口占流动人口三成以上。上海外来人口占全市流动人口比例高达69%，位居全国第一，其次是北京（63%）、天津（55%）。来自省外的人口占流动人口超过三成的省份有浙江（54%）、广东（49%）、西藏（39%）、新疆（38%）、江苏（34%）、海南（31%）。另一方面，部分省份大量人口流出。有3个省份人口流出超过1000万人，它们是河南（1610万人）、安徽（1152万人）和四川（1035万人）。贵州、广西、湖南3个省份流向外省人口规模达到800万人以上。河北、江西、湖北3个省份流向外省人口规模达到500万人以上。三是与2010年比较，除广东外主要人口流入地15~64周岁人口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表明人口快速流向发达地区的趋势得到减缓。
（五）城乡人口流动渐成主流，跨省人口流动比例降低
一是人口流动结构发生变化。与2010年相比，本县内部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了108%，省内县际间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了119%。这两类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比例与2010年相比，都提高了4个百分点，相对应的人口流向外省比例降低了8个百分点。二是从县域内人口流动规模看，江西、河南、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湖南等省份县域内人口流动占比都在五成以上。县域内人口流动比例较高，反映了城乡差别对这些地区人口流动起了主导作用。三是省内县际之间的人口流动情况。省内县际间流动人口占外来人口比重超过四成的省份有15个，它们是黑龙江、四川、吉林、广西、云南、内蒙古、安徽、湖北、辽宁、贵州、河南、湖南、海南、陕西、青海。省内县际之间人口流动比例较高，反映了这些省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三、当前人口分布状况与现代化建设目标不相适应的主要方面
（一）低收入人群规模仍然较大，大城市底层生活不易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为4亿多人，但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人，大约有6亿人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些人群中75.6%来自农村。东西部城乡收入差距仍存在。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2927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3951元，农村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1577元。东西部地区收入有差距。2021年，东部地区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541元；中部地区安徽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浙江的53.7%；西部地区甘肃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浙江的38.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浙江的32.4%。
大城市低收入人群生活不易。大城市有两面性：一方面就业机会多、包容性强、工资收入可能也更高；但另一方面，大城市普遍存在房价较高、交通拥堵、生活成本增加、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特别是低收入者居住条件差、交通和时间成本高、家庭妻儿老小异地，不少人生活在城市夹缝中，在大城市整体的舒适性并不一定强。
低收入人群大体上主要包括三类：一是部分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二是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三是部分城市居民或市民。从支出角度看，城市居民和进城务工农民，有的为了降低开支往往以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活品质为代价。因此，提高低收入人群生活品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要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考虑。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流动规模较大
从人口流动迁徙的原因来看，经济因素仍是主要动力。根据“七普”数据，因工作就业而流动迁徙的人数达1.9亿人，占全部流动迁徙人口的39%，位列所有因素之首。其次是拆迁/搬家原因导致的流动迁徙占20%，实际上这里很大部分也是就业因素。2021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6省市人口规模达4.2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0%，但生产总值达48万亿元，占全国的42%，仅其中4省份净上缴税收就占全国的63%。同时，这些省市也是外来人口主要流入区域，流入人口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河南、安徽、四川等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人口流出达1000万人以上，精壮人力资源的流失，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形成了3个人口流向聚集区：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这三地又有明显差别，京津冀在吸纳人口方面，以北京最为显著，天津与河北相对较弱。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和浙江都是吸纳人口的大户。广东吸纳近3000万人口。而广大西部地区缺乏经济增长极和人口聚集区。从区域人口流向看，东北地区、内蒙古、山西、山东人口主要流向京津冀地区，区域内看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人口又较大规模流向辽宁；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等省份的人口主要流向长三角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云南等省份的人口主要流向广东。
（三）城乡抚养比差距扩大，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快速提高
两次普查我国人口抚养比（0~14周岁与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加总与15~64周岁人口数之比），提高了11.7个百分点。青壮年人口区域间、城乡间加快流动，推动了区域间、城乡间抚养比进一步扩大。人口输出大省的抚养比较高，与2010年相比，部分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湖南等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主要人口流入地，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地的15~64周岁人口都占七成以上，抚养比明显较低。从城乡看，10年间除上海外，其他地区农村与城市人口抚养比之差几乎都有明显扩大，如河北、江苏、安徽等省份，2020年农村与城市人口抚养比之差达到20~30个点，相较于2010年，扩大了10个百分点以上。农村老年抚养比加速提高。2010~2020年，城市抚养比由24.8%提高到35.9%，农村抚养比由41.2%提高到58.7%，分别提高了11个百分点和17个百分点。人口的区域、城乡流动迁徙是造成农村老龄化的重要原因，2020年，农村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9000多万人。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难题。
（四）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吸纳人口较多，县域城镇人口增长相对缓慢
为重点研究城乡以及城市间人口流动变化，本文选取广东等7个省份，从省、地市、县3个层面进行详细比较分析。选取这几个省份，主要考虑到：广东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江苏是省域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848人/平方公里），浙江是外来人口中省外流入人口占比最高的省份（54%），安徽是全国人口流出比例最高的省份（18.87%），黑龙江是东北地区人口流出最多的省份，陕西是两次普查人口保持较快人口增长以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西部省份，甘肃是西部省份人口流出比例最高的省份（13.78%）。
1.省级层面的比较
一是在总人口方面，相比2010年，由于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人口的外流，7个省份中苏浙粤总人口显著增加。二是在城镇人口规模上，除黑龙江外都有大幅增加。三是城镇化率方面，东部地区城镇化率高出西部地区近20个百分点，同时，在过去10年间西部地区城镇化加速推进，增速超过东部地区，如广东和甘肃分别提升了8个、16个百分点。
2.地级市层面的比较
7省份地级市人口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浙江省地级市人口总数都有上升，其他省份地级市总人口有增有减，总体上由东向西总人口减少的地级市个数递增，黑龙江包括省会哈尔滨在内所有的地级市人口都在减少。二是省会城市人口聚集明显。一方面，所有省会城市都呈现出较强劲的人口聚集，在人口净减少的黑龙江，省会哈尔滨人口减少幅度较小，仅次于大庆。另一方面，东部省份呈现多点聚集现象，如广东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总人口增长较多；浙江的杭州、宁波、金华人口增长较多；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人口增长较多。但安徽、陕西、甘肃等省份只有省会城市人口一枝独大。三是城镇人口增长分化。江苏和中西部省份以及黑龙江城镇人口增速基本上都快于这些地区总人口增速，反映出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明显趋势。但广东和浙江的部分地级市城镇人口增数不及这些地级市总人口增数。
3.县级层面的比较
全国1866个县（市）的县城（城区）常住人口约2.6亿人，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为详细比较县域人口分布，本文选取上述7省中的5省共298个县（安徽61个县，江苏40个县，浙江53个县，陕西77个县，甘肃67个县），分析近两次人口普查中县域城乡人口及不同区域县域人口的变化。县域人口变化呈如下特征。一是县域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比重普遍下降，这一点从东部省份到西部省份是一致的特征。二是东西部在县域总人口上变化差异较大。东部省份浙江省县域总人口增加304万人，江苏变化不大。中西部省份县域人口减少明显。三是县域城镇人口数普遍增加，东部省份相较于中西部省份增加更快。四是县域人口城镇化率方面东西部地区存在差异。东部省份城镇化率超过六成，而中西部省份城镇化率只有三到四成，这意味着未来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五是县域城镇人口占全省城镇人口比例上，近两次普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并都在50%及以下，意味着过去10年人口城镇化更多地转向比县城更大的城市。这与德国70%人口居住在人口只有几万到几十万的小城市形成鲜明对比。
（五）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失衡，人才分布不均衡加剧
区域未来发展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力资本的吸引力。从学历上看，在外省就业占比最高的是硕士研究生，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有33%在省外工作，其次是博士研究生和初中教育者均为32%在省外工作。从毕业生总流向看，2021年流向广东的最多达30.2万人，接下来依次是浙江（21.4万人）、江苏（18.9万人）、北京（16.5万人）和上海（14.1万人），仅这五个省市，就吸纳了全国47%的流动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就业去向，与大学所在地有密切关系。从相关报告中可以看出，无论处在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大学毕业生最大比例还是留在本省（市）就业，并且较高比例高出第二就业目的地。其次才是前往发达地区。第三个因素是学生的籍贯所在地。重点院校毕业生向发达地区城市聚集的比例更高，非重点院校则有更大比例的毕业生留在本地。
当前，优质高等教育和医疗资源集中明显，全国39所“985工程”大学中，北京以8所居首，其次上海有4所，陕西、湖南有3所，其他省市基本只有1~2所，河南等13个省份没有。从“211工程”大学分布看，北京数量最多达到26所，其次是江苏有11所、上海有10所、陕西有8所、湖北有7所、四川有5所。河北等14个省份各只有1所“211工程”大学。医疗资源同样集中明显。全国排名前30的医院（不包括部队医院）集中在10个省市，分别为上海7所，北京、广东各6所，湖北、浙江、湖南、山东各2所，江苏、四川、辽宁各1所。全国百强医院中，北京有13所、位列第一，上海有11所，广东有10所，浙江有6所。同时，有4个省份各只有1所，有4个省份0所。
另一方面，基础教育呈现严重的县乡趋弱现象。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以及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因素，县级中学教育质量已经并继续呈现下降趋势。以县级中学为例，县级中学在高中阶段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有普通高中1.42万所，其中，县级中学0.72万所，在校生规模超过了一半，达到了1468.4万人。基层政府对县级中学的办学条件、经费的低投入，以及人口流失等多重因素造成优质生源与师资的流失，县级中学日渐走向衰落。办学条件、师资、生源，在县级中学形成了恶性循环。在县级中学生源中有不少来自农村家庭，县级中学是农村生源进入大学的主要通道，如果县级中学不能办好，这个通道就会变得狭窄和拥堵，影响到农村生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无论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是城镇化，关键的可持续的推动力还是人才，县级中学培养的人力资本，将是本地推进这项事业的主力军。县域教育弱化和人才的流失，将对县乡经济发展、城镇化和人口聚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实现人的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及实践探索
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征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从生产角度，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让人口与生产要素更有效的结合；从生活角度，要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改善居民综合福利水平。要实现这两点，从宏观上来说，需要优化人口地区分布：一是整体区域上实现人口在东西南北中的合理布局；二是城市和乡村人口的合理比例；三是具体城市人口规模科学合理。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影响人口地区分布、区域流动的既有主要研究，以及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既有相关研究缺乏关于人口分布的整体分析框架，特别是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缺乏从生产、分配、生活三个维度整体分析。本文试图构建和改进分析人口地区分布和城市人口规模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数字经济时代对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产生的深刻影响，研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人口逻辑。
（一）人口分布由自然、生产和生活的相适性所决定
目前似乎没有关于人口地区分布的完整理论，既有相关研究主要从人口规模、人口流动、经济产业结构、城市规模等不同角度对人口分布进行专项研究。张震和李强实证研究了近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数、总人口规模以及区域人口规划的不确定性，提出要加强不确定理论在人口研究方面的应用。翟振武和邹华康认为大规模流动人口导致了地区、城乡剧烈的人口再分布，将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朱宇等总结了国际上人口迁移流动演变趋势及其机制，认为应做好迁移流动人口的各种公共服务的转移、接续工作。尹德挺和史毅分析了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协调问题，认为典型世界级城市群的孵化过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核心城区人口占比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人口空间分布存在由单核向多极转变的趋势，人口空间结构兼具聚集和分散的双重特性。丁成日等对1980~2020年世界35个超大城市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认为超大城市的增长速度快于国家人口、国家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超大城市的增长往往以中小城市的萎缩为代价。
本文试图从宏观、系统角度构建关于人口分布的理论框架，即人口分布主要取决于自然上的适宜性、生产上的经济性、生活上的舒适性。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起着原始的基础性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分布具有趋中纬度、低海拔、趋海性、趋温性、趋水源性的特点。从生产上的经济性看，人口分布明显呈现向工农业地带、向城市、向已开发地区、向交通线的集中。人口密度由牧业→农业→工业而递次增高。同时，未来数字经济时代，人口又可能趋向一定程度的扁平化和分散化。交通线城市和人口呈现双密集现象。生活上的舒适性，取决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物质环境三大方面，自然因素如中纬度、低海拔、降水充沛、温润舒服等，社会环境因素如交通基础设施、住房等生活设施的完备程度、福利保障程度（如教育、医疗、社保）等。物质环境，主要指个体的收入和财富，个体较高的收入和财富能弥补自然和社会环境在某些方面的不足。综合世界发达国家和我国实际，城镇是推进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城镇是人口的主要集聚地，是优质资源的核心承载体，是生产消费的主要阵地。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解析人口城镇化分布、城镇人口现代化是重中之重。
（二）城镇人口现代化由生产、分配和生活综合效用决定
城镇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阵地，人口聚集在城镇既是为了获得更丰厚的经济收入，也是为了拥有更优质的生活条件。生产上的经济性决定着城镇的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分配上的包容性、生活上的舒适性决定着城镇居民的生活品质与幸福状况，它们共同塑造了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1.传统城市人口规模理论
人口在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什么样的城市规模是合适的？劳动力特别是人力资本大规模流动本质上是权衡成本收益的结果。传统的解释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的理论是城市集聚效应，认为城市规模扩大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集聚经济理论从规模经济、中间产品共享、知识和技术溢出等方面解释城市规模对城市效率的正面影响 。随后，集聚经济理论扩展到劳动力池、劳动力匹配、本地市场效应等方面。一方面，劳动力池越大，为企业提供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越大，从而城市规模越大，高技能的从业者越有可能与高效率的企业匹配。另一方面，城市规模与产业多样性正相关。区域产业集中可能会对企业生产率和当地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偏向大型企业的产业政策可能对当地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基于三点认识：一是认为规模收益递增；二是非经济因素鼓励城市做大；三是优质公共服务供给。Davis和Henderson研究发现，许多国家的政治机构和政策可能会鼓励城市的过度集中。Bettencourt等认为，信息、创新、社会财富、劳动生产率、工资和收入、GDP 等都与城市规模表现出显著的规模递增效益。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包括提供公共教育资源、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高品质的文化服务设施、发达的公共基础设施等，进而吸引人口流入。可以看出，既有关于城市规模的研究，多是从城市生产的经济效率角度进行的，而从分配角度考察的并不多，更缺乏从生产、分配、生活三个维度综合考察城市规模与居民总体效用的研究。
2.对城市规模决定理论的改进
劳动力和人口流动迁徙的根本动力，是以居民收入和所享的公共服务为代表的综合福利水平，超过以房价和迁徙摩擦为代表的迁徙成本。有研究表明大城市的房价上涨速度快于平均工资的变化，而工资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证明大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快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这从分配角度看，即普通居民在大城市的分配所得增长速度低于整体经济发展或生活成本的增长速度。从生活角度看，普通居民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居住、交通、饮食和时间成本要明显高于中小型城市，从而降低了舒适性。
以下基于同等社会生产力情况，将生产和分配综合起来分析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本文认为：城市规模由最高收入者（掌握最多资源者）与最底层民众收入之差决定，并受最高收入档人数（掌握最多资源者数量）和收入高度，以及人口基数大小、人口流动便利度等方面的影响。
一是掌握资源越多，城市规模越大。这里的资源包括资源配置权、财富拥有量、发展环境等。有研究表明，高等级的城镇往往拥有更多的发展资源，从高等级到低等级城镇的发展资源水平呈指数级递减。城镇行政等级越高，其城镇规模、经济、社会与环境方面发展状况越佳、发展资源越充裕，行政等级对城镇获取发展资源的作用显著。不仅行政等级，在政策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等方面，都会成为城市规模的重要助推力。
二是经济人口所分层级数越多，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规模就像森林生态系统，森林里的树越高大，生物多样性就更丰富。生态系统越是多样化，生物多样性越丰富。例如，热带雨林，虽然仅覆盖地球陆地表面的7%，但其包含的生物种类却占全球已知物种的50%～70%。城市产业层级越多，居民收入差异越大，从事就业种类和消费需求的差异也就越大，因此，城市的人口规模也会相应扩大。
三是先发城市有内生膨胀驱动力。城市发展同样具有路径依赖效应，先发城市由于初始条件更优、基础设施更先进、公共服务品质更高、消费品和服务更多样性，会吸引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从而带来更多人力资源、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财政收入并改善公共服务以及发展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和人力资本进入，在分配上进一步提高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在初始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的循环往复中，城市人口规模进入了不断扩大的机制。
从近两次人口普查来看，所有省会城市过去10年的人口首位度全部上升。人口首位度提升最快的城市是西安、银川、成都、长春、拉萨、海口、长沙、武汉等城市，大约
都提高4个百分点以上。
3.数字经济发展对未来人的现代化的影响
数字化日益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原动力和经济增长主引擎。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信息载体，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为牵引，以一系列新模式和业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活动。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数字技术极有可能是新通用技术。通用技术不但能广泛应用到其他部门，而且其自身有着巨大的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空间，并带动新产品、新业务不断出现，从而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不少学者认为数字技术正在引发第三次产业革命。数字经济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下，通过新技术形成新产业、新产业催生新模式、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三条路径，推动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总结数字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数字经济将深刻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口分布情况。
一是数据要素显性化。数字经济的首要特征体现为以数据为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海量数据为背景、以便捷化的查询获取为特点、以几乎零成本复制为属性，带来信息搜寻成本的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的急剧下降、不确定性的明显改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传统经济和市场组织结构，也是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重构。
二是社会创新加速化。数字技术使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分享和合作更高效。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使创新过程脱离了从知识积累、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规律，创新阶段边界逐渐模糊，各阶段相互作用，创新过程逐渐融为一体，数字创新产品和服务快速迭代。数字经济也更有助于科技成果实现商业化。
三是市场结构扁平化。数字经济将突破传统的产业组织中的金字塔纵向结构，向横向、互动、扁平的组织结构过渡，有效降低组织协调沟通成本，并且突破了时空界限，带来组织的去中心化，已经并将继续引发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体现在城市规模和人口分布上，将在某种程度上由集聚性向分散性转变。
四是时空距离淡化。人们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经济活动和交流，并不一定需要双方到现场，打破了过去的物理隔阂和地理限制，使得数字市场真正成为大范围、全领域的陌生人市场。在交通基础设施日益便捷的情况下，原来需要在同一个城市才能完成的经济活动也许只需通过交通物流的流转即可完成，空间的限制作用大为减弱。
五是个别需求累积化。经济和人口的集聚，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规模、效率的要求，但是数字经济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种机制。过去分散的长尾市场，难以形成有效需求。在数字经济时代，在万物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支持下，知识快速扩散和长尾市场的发展成为可能。数字经济时代个性的、小众的需求被跨地域累积统计，从而形成新的丰富多样的规模市场。
六是供给进入门槛矮化。数字化使普惠经济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使原本无法参与供给的潜在市场主体也能够加入供给侧。这些年出现的几千个“淘宝村”“淘宝镇”，很多都在偏远地方，草根创业创新活力在农村活跃起来。再如，原来某个产品在一个城市需要配备一定的售后维修店，现在通过网上售后管理、可视化问题诊断，以及有针对性地快递维修配件，不仅大大拓展了市场范围，也节约了售后维修成本。
七是平台共享化。网络化的数字经济逐渐形成了许多平台。网络平台形成了产品与组织的松耦合系统，使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加灵活。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强化了产业间的网络效应，打破了传统产业内涵的边界。虚拟世界所提供的协作潜力引发企业积极尝试建立组织方便、经济高效的虚拟全球工作场所，进一步对经济与人口的规模化、中心化提出挑战。
八是政府治理数字化。数字技术增加了政府行政治理透明度与社会公众参与度，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和服务的效率及质量，推动社会的共治与公益，也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法治化水平。同时，数字技术提高了政府信息获取的便利度，对改善地方营商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在开拓地方政府官员视野、提高法治化水平、改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优化人居环境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以上八个方面特性，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对传统的市场规模和组织中心提出挑战，生产和生活的分散化有了更多可能。
4.城镇均衡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
德国是城镇人口均衡发展的代表性国家。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是欧盟中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2021年人口总量为8312.9万人，土地面积35.7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232人/平方公里，约为欧盟国家平均人口密度116人/平方公里的2倍。德国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与其他国家城市规模较大不同，截至2021年末德国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城市只有4个，分别是柏林（356万人）、汉堡（179万人）、慕尼黑（155万人）、科隆（112万人）。这四大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只有10%左右。大约40%的人口居住在不到2万人的小城市；大约30%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按照德国的城市分类标准统计，有80个左右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600多个人口在1万～10万人的中等城市，1600个1万人以下的小城镇。中小城市、小城镇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容纳了大部分德国人口，这是德国城镇人口格局的显著特征。
大城市不是产生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传统观点认为，只有人口规模庞大的大城市才能形成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显然，德国的城市人口规模格局，并没有影响其经济发展。德国是欧盟中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和欧洲经济增长的引擎。制造业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德国的制造业产值与其GDP全球排名都是世界第四。2020年，德国制造业产值大约7000亿美元，人均8000多美元。
德国城镇相对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德国虽然拥有比较发达的重工业，却没有形成规模庞大的城市，这取决于德国的历史渊源、法律约束、组织体制、经济基础及其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德国以中小城市为主体的均衡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早期百余个封建领地基础上的，原来这些领地都有各自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这是历史基础。法律上为确保所有地区均衡发展，1960年联邦德国颁布的《联邦建设法》要求大力发展中小城镇，限制发展超大城市。作为德国基础行政区的市镇乡，不是州政府的下属行政单位，而是地方自治团体，因此没有受各行政等级的影响。德国的每个经济大区都设有区域经济协会，有效弥补了地方政府在城镇规划、建设和发展中的功能缺陷，促进了全国不同地区间城市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同时，在具体制度机制上，建立统一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建立均衡发展的协调机制，完善区域交通运输网络系统等。在资源分配上，德国联邦政府还注重以财政金融方式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将行政机构、医院、大学和文化设施等公共资源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各地主要公共设施规划齐全没有质的差异。
分散化、多中心也是世界众多大城市应对“大城市病”的有力举措。美国纽约在其周边建设了一系列城市次中心或卫星城镇。通过完善这些卫星城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和服务配置，使城市次中心和卫星城的自立性逐步增强，从而减少了周边城镇及其居民对中心城区的过度依赖。日本东京都在都内建设副中心、在都市圈内建设业务核心城市，以分担东京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形成了“中心区—副中心—业务核心”的多中心多圈层结构。东京都还特别重视广域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修建了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以加强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的联系。
我国是人口大国，一些发达国家的城镇均衡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城镇建设格局与人口地区分布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对未来经济、社会结构带来的深远影响，更要前瞻性地立足我们人口规模特点，借鉴国外城镇与人口分布的经验教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紧紧围绕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立足数字经济时代生产生活的新变化，统筹兼顾自然上的适宜性、生产上的经济性和生活上的舒适性，从生产端优化人口与生产要素组合，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一）优化人口区域布局：实现区域人口分布协调，城乡人口结构合理，城镇人口规模合适
实现区域人口分布协调。总体判断上，由于人口总量基本见顶，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还可提升，中西部人口趋于稳定，人口向东部流动的幅度将逐步减小。从南北人口分布来看，近年来东北地区人口外流，主要是经济原因，其症结是对重工业、资源性产业和国有经济、单位制，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双重路径依赖”。放长视野，如果东北经济持续好转，对人口的吸引力也会增强。总体上，未来应借助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发展机遇，更多地发挥市场、民营经济和外资的作用，加快城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实现人的现代化。
实现城乡人口分布结构合理。2021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7%，需要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步伐，改变大量职住分离异地打工的局面。广大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城镇化率还比较低，有很大发展空间，要加快推进以县城为中心的人口城镇化。一方面，推动人口在城市群、县城集聚，以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另一方面，适应人口流动的变化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人口现代化。
实现城镇人口规模合适。目前，我国居住在县域城镇人口占全部城镇人口的比例大体在30%以上，这与德国70%人口居住在只有几万到几十万人的小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受地理区位等先天自然因素及宏观政策特别是行政资源等后天因素的影响，造成县城与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城区等相比存在很大劣势。数字经济时代为人口大国实现多中心、网络化的城镇化格局提供了客观条件，要不失时机地推动人口相对均衡发展助力人的现代化。
（二）主抓方向：统筹人的现代化与国家主要战略政策的协调发展
统筹人的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首先要在发展中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实现在资源和能源条件约束下的现代化。在区域上，根据我国国情和科技发展水平，统筹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承载力与人口聚集度。在城市规模上，统筹城市发展、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人口规模。在农业农村发展上，统筹耕地等生产要素的可持续性与主要粮食产量的稳定性。统筹实现农业生产区、城市建设区和生态保育区的平衡，对重点开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能源资源富集地区等制定差异化政策。
统筹人的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建立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在平衡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统筹区域协调、市场一体化、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推动实现生产基础相当、公共服务均等、生活保障一致的区域发展格局。以大区域协调发展带动小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的需要。
统筹人的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实现人的现代化，要求农村必须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即使中国完全实现城镇化，仍将有4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适应人口集聚与收缩并存的趋势，需要促进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适应和动态均衡。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民、兜住底线、均等享有。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具备现代生产生活条件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统筹人的现代化与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紧扣数字经济时代新特征新规律新趋势，充分利用并主动引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实现人口与生产要素的优化匹配。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人们生活，在政府行政管理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加速推广应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人们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
统筹人的现代化与安全发展。人的现代化，安全发展是前提。坚持安全发展，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环境的周期性变化，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在不断增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类似新冠疫情的突发公共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该类事件也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要预防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风险以及其他外部因素对人们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的严重影响，在区域上优化人口空间分布，在城市建设中也要增强防灾减灾的底线思维。
（三）具体措施：优化发展环境、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共享发展福利
1.完善国家重大政策工程，引导人口优化区域分布
从自然环境、生产条件、生活品质等方面，利用国家重大工程和政策，优化人口地区布局。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推进重大水利、电力、交通、通信、资源开发等工程，提高生产上的经济性；通过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等生活改善性工程提高自然环境的适宜性；对于特定区域可以出台区域性优惠政策增加个人收入和财富，以提高生活上的舒适性从而扩大人口规模。
2.推动线上线下互联互通，优化人口与生产要素组合
加快实现线上数字联通，建立以数据创新为驱动、通信网络为基础、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有效打破信息、知识、产业、空间界限，促进供需互动、产业跃升。加快实现线下交通物流的联通，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线，完善机场、高铁、高速路、普通公路、航道等立体化交通物流网络的科学配置和改造升级。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中的关键断点和瓶颈，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实现线上和线下数字与交通物流的联通和深度融合。推动感知、传输、计算等设施与主骨架交通基础设施协同融合建设。完善线上线下数字经济格局体系，发挥数字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引导人口更多向县域城镇转移，推动人口和经济组织的优化组合。
3.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增强区域发展经济性
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拥有较多的行政和社会资源，有利于区域或城市获得优先发展资源，但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经济规律使然。今后要更加基于市场规律，在政府性基金设置等方面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资本等向中低等级的城镇流动。要逐步削弱行政等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加快实现区域间城乡间要素的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畅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4.注重公共服务机构均衡布局，提高中低等级城镇的吸引力
反向加强薄弱地区的人才培养，培育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优化高等院校特别是一流院校配置，对于人口大省又缺乏“双一流”等高校的地区，应采取倾斜性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培养几所国内一流院校。提升县域中学办学质量，在办学经费上给予超过省会城市的支持标准。提升中西部和县域医疗质量。以医联体建设为契机，着重推动县级等基层医疗机构与知名医院在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一体化。
5.盘活资产资源，助力农业人口城镇化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研究提高国有资本充实财政的领域和额度。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动态编制国有资产、资产负债表，规范对国有企业和各级国有资产的处置与收益分配。深化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央财政将根据以上收益不断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支持力度。深化城乡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户籍制度在城乡、区域间的福利待遇隔阂，加快实现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同待遇。
6.激活农村市场，促进农业人口现代化
将农民的不变财产显性化、机制化，稳定收入预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创新完善土地产权和管理制度，让农民的财产可以形成财产性收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城市骨干企业、现代经营模式、先进技术手段进入农村，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确目标任务强化指标约束，完善社保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兜底政策，解决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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