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J.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48年1月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

翻译丨卢俊宇

编辑丨李卓凡

编者按：影片《奥本海默》在全球范围热映，让全球各地的海默人们目光投向探寻那段原子弹的历史。这部好莱坞大片激起了许多人对美国核武器历史的最爱更大兴趣，我们不禁好奇，个中国故二战末期美国对原子武器的事电态度是什么？二战后美国国际原子能管制的倡议为何失败？奥本海默对此有何洞见？

针对这样的“奥本海默”效应，《凤凰大参考》特地编译1948年奥本海默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的影里文章，从其文字中，没说一探 “原子弹之父”对原子武器安全性以及原子能下国际问题新形势的容都展望。（文中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核心提要：

1.提及美国政府为原子能朝着良好方向发展所作的奥本努力，以及国际管制谈判中所遭遇的海默挫折和辛酸时，奥本海默时常会想起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最爱故事。奥本海默记录了美国在原子能管制方面的个中国故意图、美国政策的事电来源、以及当时背景下如何基于教训对未来的影里行动提供经验。

2.从一开始，没说人们就对原子能发展的意义展开了思考。从技术角度，人们意识到原子武器可能带来的问题，思考了如何和平利用原子能。从政治角度，认为原子能带来的是长远利益，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对人们的福祉产生影响。原子能的和平应用分为两类：开发新能源以及为研究调查等带来新工具。人们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既不平凡也不豪迈。

3.原子武器带来的人们对自身安全的需要，要求人们对国际问题采取全新的处理方式。奥本海默提出，苏联的态度十分重要，美苏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我们也需要超国界的沟通、工作和发展模式以实现原子武器的管制，打破国际隔阂，以合作实现世界和平。

4.在合作实现和平的初衷下，美国也谨慎地保留了一定的保障措施，希望世界各国能认同国际合作实现安全的思想，不愿将自身掌握的原子能知识落入潜在的敌人手中。

5.奥本海默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短期内国际原子能管制问题的提议没有成真的可能。他认为只有苏联政策全方位改革，美国政策方向也做出调整，才能使这样的愿景得以实现。在这个世界上，科学扩展并加深了我们对邪恶力量和正义力量的共同来源的理解。

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中国故事“苛政猛于虎”的联想

有一天，在森林的一片空地上，孔子遇到了一个悲痛欲绝的妇人。他得知她儿子刚被一只老虎吃掉了，于是试图安慰她，告诉她眼泪是无济于事的，希望她能够节哀。然而，就在他离去准备回到森林的时候，重新传来的哭声把他叫了回去。妇人说：“这还不算完。去年我的丈夫也是在这里被同一只老虎吃掉的。”孔子再次对她安慰了一番，可离开时又一次听到哭声。他问道：“还没完吗？”“没完，”她说，“前年我的父亲也被老虎吃掉了。” 孔子沉吟半晌，问道：“此地似乎不太安全，你怎么不离开呢？”妇人搓了搓手，说：“我知道，可是你知道的，这里没有暴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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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目睹美国政府为原子能朝着良好方向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内部进行的国际管制谈判中所遭遇的挫折和辛酸时，都会不禁想起这个诙谐的故事。

在以下记录中，我想简要谈谈美国政策的一些来源，以及在当代世界的背景下如何制定该政策。 从当今的前景来看，很明显，任何短期内的成功似乎都不太可能，因此在今天谈论这些问题必然很困难。我们已经超越了倡导宣传的阶段，但还远不足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然而，这种努力可能仍略有裨益，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所采取的政策中哪些是正确、适时和有持久影响的。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该政策没有取得成功。如果只是简单归咎于苏联政府不合作，当然只解答了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自问，为什么在对自身利益极其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取得成功；我们也必须做好准备，试图理解这对于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何教训。

显然，要获得这样的理解，首先必须洞察苏联政策的本质和来源，以及我们自身的政治进程。归根结底，这种分析可能超越了我们这一时代的集体智慧，显然完全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这些记录仅仅关注我们在原子能管制方面的意图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显得过于抽象，却仍是历史的一部分。

原子能的利用：既不平凡也不豪迈

原子能的发展并没有其他科学新发展通常所具有的超凡脱俗的特征。从一开始，所有参与者都表现出极度的自知之明，使得整个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常有英雄色彩，却又时而滑稽可笑。 因此，当哈恩在经过不到十年的核结构和核嬗变的深入研究后发现裂变现象时，我们都迅速对此称赞有加，但并非因为它是一项美妙的发现，而是因为它是伟大技术发展的潜在源泉。早在人们知道可以创造出维持裂变链式反应的环境之前，早在人们认识到这项事业的困难或提出解决办法之前，裂变现象就被认为是原子炸药的可能来源，并且多个国家政府都在推动其发展。因此，当美国曼哈顿区的任务即将完成，原子武器实际上几乎准备就绪时， 有一群消息灵通人士私下讨论了这些进展可能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问题，以及可能通过什么途径寻求解决方案。

1944年，哈恩因为发现核裂变的现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在战争末期使用这些武器后，许多此类的思考被公之于众；鉴于易于理解和军事安全的双重需求，这些思考被整理成了一种简明统一的形式。

然而，现在回忆起1945年夏天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是有其价值的，当时我们彻底意识到，原子武器和大规模释放原子能不仅是可实现的，而且即将实现。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对后来被称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从技术角度来看，这种关注是自然不过的，因为军事计划的最高要求封锁了许多有趣的探索方向，我们不禁心怀好奇地描绘出这些方向隐藏的可能性，待未来闲暇之时去追寻它们。

1945年7月，奥本海默在新墨西哥州参与组装第一颗原子弹

但除此之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我们深知，人类将来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无限原子战争危险的形式和方法，取决于“原子是否有益处？”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一开始，我们就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些微妙。答案将是“是”，而且肯定是“是”，但与原子弹本身的绝对肯定相比，这个“是”缺乏说服力，是临时且有条件的。特别是，利用原子能可能带来的好处，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对人类的经济或技术福祉产生显著影响。它们带来的是长远利益。

因此，我们不能期待这些问题能被战争摧毁的国家的人民视为紧迫的问题，他们正在遭受饥荒、贫困、无家可归以及文明破碎带来的可怕混乱。这些限制的重要性也许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这可能影响了其他国家和政府对原子能发展的兴趣，进而对他们是否愿意支持我们的希望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在对原子能发展的兴趣相当直接的专业科学家中，我们才能期望找到，并实际上找到对这种发展的合作的明智热情。

当地时间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航拍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后的三一试验场

当时明显属于和平应用原子能的方式只有两类。据我所知，今天也只有这两类。一类是开发新能源，另一类是为研究、调查、技术和治疗带来一系列新的工具。

关于前一类应用，无论是两年前还是今天都很明显，尽管从原子源产生有用的能量肯定是一个有解的问题，并且在有利条件下，将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这种能量的实用性、产量，以及成本和整体经济价值，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出定论。我们都知道，答案取决于原材料的情况（主要是天然铀和钍的供应和成本），以及在实际操作中能否有效地将丰富的铀和钍同位素作为核燃料消耗。因此，要对1945年能源前景做出公正评估，就不能忽视加强发展和探索的必要性。同样，没有任何评估能够对最终结果给予确切保证，我们只能给出技术发展历史所能提供的泛泛保证。当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没有任何评估能够证明，原子能可以立即为一个遭受破坏和燃料匮乏的世界提供经济支持，并且也无法赋予其发展的紧迫性，而管制原子武器的紧迫性，必然会在其性质和残忍性昭然若揭后出现。

关于示踪材料、放射性物质和辐射在科学、实用艺术、技术和医学中的应用，我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 示踪材料的使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上一个十年，即 20 世纪 30 年代，示踪材料的应用已经越来越丰富和有效。利用辐射研究物质特性、进行诊断和治疗也不算新手段。几十年来我们在希望和痛苦中摸索，对这些工具的能力和局限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原子反应堆的发展，以及处理放射性物质和分离同位素的新方法，为我们带来了比过去更多更丰富的示踪材料，以及大大提升的辐射强度。这对于物理和生物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价值首先取决于化学、物理和生物技术的成熟，而我们也清楚，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发展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当地时间1963年12月2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约翰逊(左)在白宫向核物理学家、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颁发恩里科·费米奖。奥本海默的妻子和儿子，站在旁边观看他领奖。

因此，我们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既不平凡也不豪迈 ：一方面，我们可能需要花费多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时间（主要是工程方面的进步），来开发新的能源；另一方面，原子能将提供一套新的工具，用于探索物理和生物世界，并逐渐对其加强管制，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不断扩大的工具库添砖加瓦。

当时还有三个问题是明确的。首先，原子能的发展离不开制造原子武器所必需的和基本充足的技术进步。其次，如果不能对技术现状保持充分的开放和透明度（这种开放和透明度与战争武器开发的军事保密传统难以调和），那么，无论是能源的开发，还是对新研究工具和技术的广泛有效使用，都不可能取得全面的进展。除此以外，还要注意一点：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能会对技术人员的利益构成挑战，也可能激发关心人类福祉的政治家的灵感，但它不可能直接呼吁世界上那些疲惫、饥饿、近乎绝望、饱受战争蹂躏的人民。即使发出这样的呼吁，也不可能是真诚的。

超国界沟通的需要

虽然这些对于原子能和平应用的未来展望可能很重要，但在当时以及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关注点一直占据了主导。简单来说，这个关注点是“如何在必要的范围内管制原子能，防止其被用于破坏性目的。”这个问题包含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原子军备的性质，另一方面是战后世界的政治环境。在公众讨论中，或许前者的论点得到更多关注。然而，实质上，政策的根本源泉应该在于后者。

即使是在新墨西哥州试验并用于广岛和长崎的武器，也展示了原子能的释放在战争技术上引发了革命性的变化。显然，随着各国投入原子武器的开发，它们将会研制出比已经使用的武器更可怕，甚至可能恐怖得多的武器；而且从成本的粗略估计就可以看出，那些致力于发展原子军备的国家可能会积累起数量惊人的武器。

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航拍广岛城区被轰炸后的情况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对抗原子武器的有效防御几乎是空白的。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进攻和防御的优势会有所变化。如果在新型飞机或火箭出现之前就开发出有效的防空拦截系统，那么在某些时期，原子武器的投放甚至可能受到严重阻碍。战略轰炸这种战争形式是上一次大战的显著特征，对欧洲和亚洲造成了巨大破坏。但当时很清楚，原子武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战略轰炸的威力有了新的重要质变。我们不需要想象出新颖巧妙的投掷手段，如手提箱和流浪汽船，就可以明白这一点。除此以外，我们在美国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认为美国能在未来任何大规模冲突中，像在前两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幸免于战略轰炸，这种想法似乎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论点甚嚣尘上，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际原子能管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

在最近的这场战争中，欧洲的文明生活已经遭受了严重削弱，极有可能无法维系下去。 在一个世代之内，大多数人的精力和道德力量都被战争所消耗。如果原子弹在当代世界要有所意义，那么它就必须表明，不是现代人，不是海军，也不是陆军，而是战争本身已经过时。因此，原子能的未来问题出现在一个主要的建设性背景下：“如何利用这一发展，使其成为维护和平的工具，并改变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有理由希望在此基础上维护和平？”

当地时间2023年7月8日，日本长崎原子弹震源公园爆炸中心纪念碑。长崎创伤依旧。1945年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尽管这可能是一个原则问题，但世界面临着一个更为具体和迫切的问题。诚然，过分关注美苏关系可能会导致视野狭隘。的确，如果世界要实现和平，还必须解决其他冲突源、战争可能性以及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显而易见，并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美苏之间的合作（其规模、紧密度和效果前所未有）尽管可能不足以建立和平，但显然是必要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共同管制和发展原子能是否能在建立这种合作的计划中发挥独特而决定性的作用。显然，对于苏联是否愿意开展这种合作，人们的观点可能大相径庭。有的人认为，只要美国表示愿意，苏联就会接受；有的人则认为，我们没有办法促成这种合作。一个普遍的观点，也是我相信我们后来的政策所依据的观点，认为这种合作将意味着苏联需要彻底改变过去的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他们的政治理论，其影响力之深远，远超过我们的相关立场。大多数人认为，在原子能问题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让苏联领导人贯彻他们已经承诺的国际合作、开放、坦诚和非暴力政策的机会；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以促使苏联政策实现全面转型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转型，和平的前景看起来确实相当黯淡；而如果能实现这种转型，那将可能是国际关系格局的一个转折点。

1949年8月29日，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画面。

为什么原子能领域在这一努力中显得充满希望？ 之所以充满希望，部分原因在于原子战争的恐怖性质，使全球人民和一些国家的政府深感压力，促使他们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因此，原子武器不过是最近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性质的一种总结，是一种最终的论据（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但还有其他一些更为具体的原因。似乎只有在多国人民之间进行深度和有效合作的基础上，（至少在这一领域）建立起超越国界的沟通、工作和发展模式，才有可能实现原子武器的管制。原子能的发展恰好适合这种国际化的模式，事实上，几乎仅从技术角度考量，就需要这种国际化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原子能的发展处于一个按传统方式进行国际化的领域，未受到现行国家控制模式的影响。因此，1945年夏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以我们对原子能的理解，通过我们正在进行的发展，把握其中的希望和威胁，打破这个领域的国际隔阂，建立起一种诚实和合作的模式，实现世界和平。

即使在当时，也避不开两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首先是苏联的政策是否已经呈现出几乎完全不合作的姿态。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在与原子能有一定相似之处的技术问题上的合作，还是在战略合作等更广泛的问题上，都遇到了困难，这无疑预示着未来开展合作的难度。第二个相关问题是，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研制原子武器，并在战争结束时宣布研制成功，是否会使人怀疑我们今后是否愿意与盟国合作，须知我们在战争期间并不愿意与盟国开展该领域的合作。

无论如何，这些怀疑强烈地表明，需要国家元首及其直接顾问之间坐下来讨论，以便重新开启那些意义深远的合作议题。后来，原子能问题被推到了联合国进行讨论，但在那里处理最高政策问题显得艰难而笨拙，这似乎削弱了真正的思想交流的可能性。

在原子能领域，我们自身的安全需要要求我们对国际问题采取全新的处理方式。 如果不能在各国间构建新的开放与合作体系，所有人的安全都将受到威胁；而许多有利条件使得具体的合作行动显得既有吸引力而又具备可行性。因此，原子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然而，应当再次强调，除非在其他领域也寻求类似的合作，否则在这一领域难以实现密切合作。还要再次强调，如果说原子能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那正是因为它不能与其他问题完全隔离，正是因为在这一领域的工作可能成为其他领域的工作的典范，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一领域似乎有一定的策略自由度（这种自由度似乎由技术发展赋予），要求我们在最高层次上思考各国如何学习改变彼此的关系，以避免未来的战争。

美国的谨慎

刚才概述的观点无疑只是粗略地反映了战争结束几个月中，那些对原子能有所了解或负有责任的人们的观点。事实上，这些观点在美国人民和政府的政策中得以体现，这本身就有些出乎意料。我们必须牢记，原子能领域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这种发展所需的整体精神和态度需要反复解释。同时还要牢记，出于安全考虑，许多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的信息不能公开，而且今天也不能公开。此外，随着战争的结束，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强烈希望战争年代的疲劳和紧张得以缓解，能回归到一个更熟悉、更轻松的生活。在这些情况下，美国制定并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实现一项真正的原子能国际化政策，并就如何实现国际化提出了具体的（尽管是粗略的）建议来加强这项政策，而且还主动向其他大国政府提出了这些观点——这不应被简单视为以民主方式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的一项杰出成就。然而，这确实付出了一些代价。

也许最大的代价是，我们过分专注于确定和阐明自身政策，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在唯一可能有效的领域上影响苏联的政策 。我们只顾自己的内部事务，满足于在联合国这个世界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没有尽早在更高的层面上，足够坚定地争取苏联领导层的部分支持。我们的内部努力造成了延误和混乱，给我们的原子能政策增添了一些无关紧要和不一致的元素。最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与所有其他领域的工作分裂开来。事实上，为了跟上世界政治发展的步伐，我们发现自己在许多具体的政治环境中否定了我们在原子能领域寻求的信任与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在1945年6月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准备付诸行动，我们的政策是否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只有了解苏联思想和苏联决策的历史学家才能解答这个问题。然而，从事件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很难得出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采取更迅速、更明确和更大胆的行动，就能实现我们的目的。

从1945年8月6日杜鲁门总统和史汀生国务卿的首次表态，到最近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的详细工作文件，美国原子能政策的发展轨迹已被公之于众，并在很大程度上在国务院的报告《国际原子能管制》[i] 中得到梳理。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提及。一个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国政策的目标——在原子能问题上，我们期待的世界图景。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立足于国际化、公开、坦诚和完全无保密的原则，倡导合作、建设性的发展，消除国际竞争，国家政府无权干预等等。很显然，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建立起的模式，如果能够更广泛地推广，将成为新的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模式与世界政府的倡导者更普遍、更动情地表达的理想息息相关。当然，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清楚地认识到，更为温和的管制尝试很可能会加剧而非缓解国际间的竞争和猜疑，而我们的目标是要消除这些竞争和猜疑。

1945年9月，J. 罗伯特·奥本海默和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在“三位一体”核弹试验场遗址

美国所提出并倡导的这一解决方案颇为激进，显然需要相互之间的信任和信心，才能赋予其实质性的含义。 只有在制裁方面——即对原子能承诺的执行，美国的政策才不得不表现得相对保守。在这个领域，为了将执行问题纳入联合国的现有体系中，美国不得不寄望于集体安全，以保护那些遵守规定的国家，防止其他国家蓄意逃避管制，发展原子军备。

我们的政策需要提及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制定这些提案并探讨和理解其合理性的同时，美苏的国际合作基础正在破裂，主要源于两者存在着深度利益冲突，生活方式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苏联方面显然深信冲突不可避免，不仅包括思想冲突，还包括武力冲突。因此，美国在为原子能的未来提出意义深远的建议的同时，也相当谨慎地提到了必要的保障措施，以防在过渡到国际管制的理想状态时，发现自己明显居于劣势。

当地时间2013年8月13日，德国柏林伯诺尔大街，德国民众在柏林墙处纪念这座冷战时期产物建成52周年。

造成这种谨慎态度的因素很多。目前只有我们国家拥有原子能设施和武器，无疑我们不愿轻易放弃这种军事优势。无疑我们渴望托管制度的概念，与1945年末杜鲁门总统在海军节演讲中所阐述的理念相吻合，即我们希望世界各国能认同我们的和平初衷，并愿意看到我们成为唯一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相应地，我们不愿将我们目前掌握的原子能知识落入潜在的敌人手中。尽管这些愿望是自然而然的，但它们与我们在原子能领域中主张的放弃主权、保密和竞争的核心提议是存在矛盾的。另外，如果苏联能真正地以合作的精神来处理原子能管制的问题，我们将如何回应，其实也无从谈起。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苏联的所有政策都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些变化将影响我们的政治目标，为建立国际管制开辟新的途径，不受我们在当前世界环境中必须坚持的限制的束缚。我们也不应忘记，如果原子能国际化的计划更有现实意义，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将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协调特定的国家安全、习俗和利益与保障全球人民安全的整体国际计划。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严重地浮现，表明迄今为止的所有讨论都缺乏现实性。

当地时间1945年11月17日，美国纽约，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在纽约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在这里，他将会见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官员，为有关原子能发展的会议制定计划。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还是证明了一点：即使在常常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在最初并不全心全意支持的代表的参与下，经过几个月的讨论， 通过国际合作发展实现安全的基本思想已经展现出非凡而深远的生命力。

原子能，一粒种子

因此，从上述对原子能问题的国际视角来看，这更像是一段充满了高涨的、尽管未被证明为不合理的期望，以及失败的历史。 人们自然会问，在这一领域是否无法实现有限但却有价值的目标。因此，有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类似于常规协议的禁止原子武器的协议，并配上更为适度的检查机制，为我们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也许在美苏之间的政治敌对关系并未如今般尖锐时，我们可能已经尝试寻找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然而，如果我们的对手甚至在与原子能毫无关系的事务上都采取秘密和警察控制，这种做法与我们所倡导的公开性截然相反——而且在给出适当保证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仍然认为较温和的国际化举措就已经足够。历史上为禁止武器、裁减军备或通过此类手段维持和平所作的努力，并不能使我们对这些方法抱有希望。

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右)正在认真听取爱因斯坦博士关于空间物质的讨论。

在现今的世界大局下，除了原子能领域，我们的政策显然基于与苏联发生冲突（不等同于战争）的预设，在这种情况下，寄望于折中的解决方案似乎并不妥当，这样的方案也许包括正式废除原子武器，以及在允许国际视察员访问原子设施上有所让步。然而无论是在保障当前的安全，还是在塑造未来的合作关系上，这些措施起不了什么实质作用。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按照这些方针采取的缓和措施几乎肯定会加剧猜疑和竞争，而这将使我们失去一切国家优势——无论这些优势看似如何微不足道。我们对原子能的早期发展和广泛了解所带来的优势都将一去不复返。

显然，我们不能轻易忽视这样的问题：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更有效地应对国际原子能管制问题，从而提升我们的安全。事实上，最近的文献中不乏这样的建议。任何意识到形势严峻的人都会提出看似有希望的解决方案，且没有人有权在经过深思熟虑前就否定这些提议。

我个人认为，短期内这些提议都没有任何希望成真的可能。 实际上，现在似乎很难有任何对美国开放的选择，能够为我们的人民带来过去那种熟悉的安全感。坚称这样的选择必然存在的观点似乎难以站稳脚跟；而且深入分析后可发现，当前大部分提议都基于这个观点。

这并不意味着，在更基础的层面，在更局限的目标上，甚至在国际范围内，原子能相关的政策问题不会出现。 显然，为了更好地利用原子能或加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相对地位，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之间可能建立的安排对安全有一定影响，对维持和平的可能性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并不明显。但是，这些安排尽管可能难以确定，尽管可能对我们未来的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不能，也不会假装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安全，且不是完善我们期待的最佳和平保障合作方案的直接措施。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这些安排和我们国内原子能计划的合理、创新和明智的管理是一类事情，是维持长期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没有人会认为这些条件本身就足够了。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因此，如果我们试图探讨原子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就很难相信单靠原子能就能扭转当今世界竞争和冲突的趋势。我认为，只有苏联政策发生全面深远的变革，我们自己的政策方向也做出相应调整，甚至在与原子能无关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才能使最初的殷切希望成为现实。那些致力于建立和平的人，和那些希望在原子能实现和平应用的过程中尽其所能的人，必须坚守初衷的合理部分，竭尽全力期待这些希望最终实现。

在这个时代，我们无法确定在何时、为了何种具体目标、在何种背景下，以及在何种世界环境下，我们可以重新面对国际原子能管制所涉及的重大问题。然而，即使在最近的失败经验中，我们也能认识到对我们文明健康发展有更广泛影响的因素。在这个世界上，科学扩展并加深了我们对邪恶力量和正义力量的共同来源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压制前者，培养后者的必要和谐。这就像我们随身携带的种子，我们带它去到一个目不可及的地方，把它种在新的土壤里。

[i] “国际原子能管制：一项政策的发展。”华盛顿：国务院出版物2702，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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