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书院之设，昉于宋之金山、徂徕及白鹿洞，本朝旧无额设明例。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将明代书院之兴归功于王阳明（新建）。正是阳明心学的兴起，及其后学罗洪先（念庵）、唐顺之（荆川）等心学士人对阳明学的宣扬与传授，促进了书院在东南府县的营建。沈氏之说得到了后世的普遍认可。而稽考史实，湛若水才是明中期书院兴复潮流的实际推动者，他参与营建的书院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广州增城南香山上的莲花书院遗址

明代书院的“禁”与“兴”

要谈湛若水兴复书院之功，就不能不对有明一代朝廷的文教政策做一了解。

大明初建，太祖朱元璋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的官学体系，凡读书人若要出仕为官，必须进入官学、以程朱理学为宗，经年学习再参加科举。官学成为朝廷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唯一正途。明太祖对于书院虽未明令禁止，但没了得以生存的土壤，宋元时代欣欣向荣的书院由此沉寂。所谓“沉寂”，具体地说，就是这一时期尚存的书院都是经官方认可的书院，而朝廷敕建、认可的书院并不以讲学为目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肖啸博士在其研究中细致梳理了明代书院复兴之过程，指出明代敕建、重建的书院更多强调的是其崇祀先贤的意义，如敕建的尼山、洙泗二书院，实际为孔府之附庸，无教学活动，仅供祭祀之用。类似这样的，还有祭祀陆氏兄弟的象山书院、祭祀周敦颐的濂溪书院。而因权臣的张璁、夏言的奏请而设的贞义、忠礼二书院，既无教学活动，也无祭祀活动，只收藏御赐之物而徒有书院之名。至于各地藩王所建书院，也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都是供王府宗室子弟寄托个人性情和消遣的私人场所，即便有个别书院具有教育或讲学功能，也绝无任何大肆倡导自由讲学风气的可能性。这与宋元时期私人讲学的书院性质、风气大不相同。

那么，明代讲学性质的书院又是如何兴起的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官学之弊端，至明中期，官学教育渐趋僵化，“各处儒学生员不肯熟读四书、经史，讲明义理，惟记诵旧文，待开科入试，以图幸中……”明英宗于是设提学官，以整顿地方官学教务。由此，地方官开始参与地方书院的建设，着重发展其讲学功能，在书院中教授程朱义理之学，强调精研学理。心学后人倡建书院、授学讲道也是在此契机之下展开的。而明中后期心学的蓬勃发展也正与这一时期书院的兴复相伴随。

理学谱系中的湛若水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最为人称道者即“程朱陆王”，也就是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以及明代最有影响的王阳明。这个语境里的“理学”即所谓广义的理学，广义的理学分道学和心学两大派。道学以二程和朱熹为主要代表，至南宋发展至高峰，在明代仍有很大影响力，维持着正统地位，他们的学说以“理”为最高范畴，所以习惯上这一派也称谓“理学”——就是狭义的理学。明代官学以程朱理学为宗，就是狭义的理学。心学产生于宋，明中后期占主导地位，以“心”为最高范畴，这是对程朱理学的“变革与革命”——这里所说的主导地位，与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意义不同，是指心学一系在总体上体现了明代理学的主要特色，但在历史的当下，心学在朝廷上并不受认可，反而颇受非议和打压。

明代心学的开创者是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因为地处江门，其学也被称为江门心学。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湛若水都与陈白沙有颇深的学缘。据近人刘伯骥对广东书院历史的研究，广东的书院起自南宋，如此而言，明代的岭南早已不是文化上的僻远之地。

陈献章出身书香门第，虽是遗腹子，但家庭富裕，自幼读书，乡试中第之后，入京就学于国子监，以科考出仕为人生方向，然而自20岁入国子监，七年连下三第，实在失意而弃学从游、讲学。然而毕竟是儒生，他在“讲学之暇，时与门徒习射礼。流言四起，以为聚兵”，可见即使科场失意，彼时的陈白沙依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和责任感，正因为此，后来他又屡被举荐入仕途，不顺；又上科场，然而再次落第，最终南归故里，彻底告别北上赴阙之旅。白沙先生的“自得之学”就是在这样的人生境遇和心境中“静坐”探索而形成的。白沙先生的“静坐”与佛老之学似相近而又不同，是一种内心自我澄澈的反省。

湛若水是陈白沙的门生，白沙一生与仕途无缘，而他培养的弟子却有不少从政的，湛若水可谓是其中颇得官运又得学问的佼佼者。

湛若水27岁时科举不中，次年从学于江门陈白沙。弘治十八年（1505），年39的湛若水进士及第，选庶吉士，后擢升翰林编修，后又历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礼部、兵部尚书，官位既高，官龄也长。加之他与王阳明“一见定交”，共倡圣人之学，成为明中后期心学一脉的执牛耳者。很多学者和研究著作都视湛若水为江门心学的传人——不仅是传人，还有白沙心学之嫡传之姿态。这一说法自然与湛若水在江门的求学经历有关，也与他兴建书院时的举措有关——文献记载，“若水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王阳明和湛若水为首的心学士人群体在中晚明时期主动加入到书院营建潮流之后，明代的书院建设被推向了高潮。

始于西樵而复归增城

据学者统计，自正德末年讲学西樵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过世，四十余年间，湛若水参与创建及讲学的书院多达37所，遍及南直隶、湖广、广东、福建、山西等行省。他参与营建的书院，有的名为“书院”，有的名为“精舍”“书堂”，还有的则冠以“书屋”“行窝”“书馆”等之名。

每提及湛若水营建书院，西樵总是绕不去的。西樵山是广东历史名山，因明中后期方献夫、湛若水、霍韬相继隐居此地建立书院而声名斐然于岭南。而这三人中，湛若水营建书院的活动时间最长，最热衷讲学，所谓“天下之西樵，非岭南之西樵也”，湛若水是西樵文化中最耀眼的明星，或者说，是湛若水成就了西樵之美名。

正德十年（1515），湛若水因丁母忧而暂别朝堂，来到西樵山烟霞洞隐居治学，建大科书院，这是湛若水创建的第一所具有讲学功能的书院，西樵山也因此成了湛若水书院建设的发轫之地。嘉靖元年（1522），湛若水应召北上，嘉靖十九年（1540），湛若水以南京兵部尚书之职致仕，这期间，湛若水一边为官，一边治学，营建书院之活动也突破岭南一域而遍及南北，多元化的学院建设同时也令甘泉先生、甘泉学派影响甚远。

致仕南归以后，湛若水潜心学问，书院成了他的生活重心。从创办大科书院到朝堂为官，湛若水营建书院的活动持续进行，只是为官期间，一些书院的创办由其学生参与营建，而在归乡之后，这一时期的书院营建主要是由湛若水本人主导完成的。特别是在增城，湛氏的祖居之地，湛若水以莲洞书院、甘泉洞书馆为核心展开了增城书院群的营建。

莲洞书馆位于增城县清湖都娥眉山，甘泉洞书馆位于增城县甘泉都甘泉洞。这两个书院并非是简单院落，而是具备书院的基本规制，长久运行的客观条件。此外，又有明诚书院，位于增城县治，独冈书院位于沙贝村。这些书院的营建虽有地方官的参与，但经费开支皆由湛氏宗族负责，与其他地方的甘泉书院不同，作为湛若水最后的归休之所，意味更重。

回顾湛若水近乎半世纪的书院营建活动，从始于西樵的大科书院，到晚年营建的罗浮山朱明精舍，湛若水的书院营建之功在于教书育人，在于上承白沙之学又开甘泉之学，在于士人交游而呈现出岭南士人群、岭南文化之繁荣面貌，由此而在思想史、岭南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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