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埃温监狱的一间牢房里，纳尔吉斯·穆罕默迪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厄尔布尔士山脉的景色。这座山脉从阿塞拜疆边境延伸至呼罗珊高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德黑兰的天然屏障和保护者。大多数时间，穆罕默迪喜欢靠在窗边看山脉上的野花和白雪皑皑的山峰。“我每天坐在窗前，看着这些绿色植物，梦想着一个自由的伊朗。”今年6月接受采访时，穆罕默迪冷静地说道。

埃温监狱建造于1972年，以关押政治犯出名。监狱的场地包括死刑场、男性普通罪犯囚室和女囚犯囚室和单独关押囚室，可容纳15000名犯人。用曾被囚禁的伊朗裔美籍学者基安·塔吉巴赫什（Kian Tajbakhsh）的话来说，埃温是“伊朗的巴士底狱”。2001年，穆罕默迪首次被捕，在过去20年里，她成为了伊朗监狱的“常客”，甚至被单独关押。在她所著书籍《白色酷刑》（White Torture）里，她采访了其他政治犯，描述了单独监禁的恐怖，“单独监禁意味着被关押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四面墙、桌子、铁门的颜色都是白色。牢房里没有自然光、没有新鲜空气，那里听不到任何声音，你无法与其他人交谈。没有报纸、杂志、书籍、纸和笔，除了三条薄毯子、一件衬衫和裤子外，什么都没有。只有在审讯员的允许下，你才能使用浴室或厕所”。“抗争的代价不仅是酷刑和牢狱之灾，更是一次次悔恨的心碎，一次次深入骨髓的痛苦。”

穆罕默迪向公众披露了审讯中面临的威胁、恐吓和压力。“囚犯受到虚假指控和强迫认罪的心理压力。你无法与家人、朋友、律师取得联系，处在被动、孤立无援的境地。焦虑、恐惧和幻觉主宰这些囚犯，他们无法正常思考或做出决定。”

自从2021年11月被监禁以来，穆罕默迪已经有8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长期监禁对她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但即使在狱中，她也没有放弃对妇女权利和自由的争取。马赫萨·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正确佩戴头巾”而在拘留期间死亡，这起事件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穆罕默迪也在狱中用自己的方式抗议。出狱后，她采访许多受压迫女性并在Instagram上发表言论。伊朗抗议活动增多，“变化不可逆转，我期盼着获得自由的那一天”。

穆罕默迪出生于1972年，见证过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伊朗的政治影响。这场革命把一个亲西方、世俗的君主专制国家变成了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伊朗人——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左派和工会主义者，都积极加入了这场运动。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提倡的改善乡村的基建，提供农业支援、财政资助、教育及医疗服务等措施确实在农村赢得了一定的支持，但伊朗社会的自由派和左倾阶层却因国家的转变而感到不安。霍梅尼在暗中镇压异见，逮捕了许多人，其中就包括穆罕默迪的叔叔和两个表兄弟。激进主义从穆罕默迪幼时开始，就影响着她的生活。

穆罕默迪在伊玛目霍梅尼大学主修应用物理学期间，革命热情悄然兴起。她与伙伴们一同创立了一个名为“Illuminating Students Group”的学生组织，开始关注妇女权利问题，发起反对死刑运动。在抗议期间，她认识了另一名活动人士兼记者塔格·拉赫马尼（Tagh Rahmani），两人于1999年结婚。

穆罕默迪拥有多重身份。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为女性杂志《Payam-e Haajar》撰稿。这是一本伊朗民众主义宗教期刊，重点关注伊朗当前的社会政治事务，批评神职机构，倡导伊斯兰女权主义。杂志对《古兰经》经文重新解释，尤其反对伊朗的一夫多妻制，认为《古兰经》提到的一夫多妻制只在特定情况下、出于社会需要才会出现，当代掌权人大多曲解了《古兰经》的意思。杂志于2000年被查封。

作为一名记者，穆罕默迪撰写了多篇有关妇女问题和改革的文章。在她的丈夫因一次政治集会被捕后，她参与了多场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运动，加入了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创立的人权捍卫组织，成为了该组织主席，代表伊巴迪出席国外会议。她还是全国和平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Peace）的创始人之一，此组织旨在反对美国政府威胁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倡导和平。

从2009年开始，伊朗当局没收了穆罕默迪的护照，禁止她离开伊朗。2011年，穆罕默迪被判“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散布反动言论罪”，多次被捕，但又因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可能导致癫痫发作、暂时性部分瘫痪和肺栓塞”等身体健康问题被释放。在监狱里，她写作、唱歌、教授其他囚犯演唱波斯古典歌曲。穆罕默迪的丈夫与双胞胎儿子如今流亡法国，在某次出狱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后，她给儿子唱了一首土耳其阿塞拜疆情歌，“我的阿里走了，我感到很孤独。我的儿子走了，我感到很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