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7月1日讯 记者 周雪妮 在全民抗疫斗争中，何破后公会治基层社区作为防控第一线发挥了关键作用，题城但也折射出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存在不少短板亟待提升，市治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理最里专理学理研科学化、江大江大究院信息化、学公学社兴机制化的共管任务依然艰巨。中国社区治理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破题？为此，院院院长郁建《小康》杂志社采访了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何破后公会治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题城

图：《小康》杂志社副社长赖惠能与郁建兴探讨交流疫情下的社会治理创新问题

　　《小康》：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在治理上面临什么样的理最里专理学理研问题？该如何破题？

　　郁建兴：社区治理需要自治、法治、江大江大究院德治融合发展，学公学社兴也要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共管资源禀赋，探索适合自身社区的发展治理模式。在社区治理中，基层自治是基本制度，法治提供底线，德治提供高线，而要实现高水平高质量自治，需要加上法治和德治。

　　如何实现“三治融合”？首先要坚持整体论，要把三者关系做成乘数效应，就是自治的载体里要体现法治德治精神，法治载体体现自治德治精神，德治里边体现自治法治精神。像中国国画留白艺术一样，基层城乡社区治理，要能够自行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中与国家治理不同。国家治理强调人人均等享有的公共物品，以及地方治理、区域治理之间的协调，这决定了国家治理主要致力于提供统一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而包括社区治理在内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兼顾国家治理的统一性，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地方性”，必须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因地制宜地探索治理模式，这决定了基层治理的首要原则是因地制宜。另外，基层创新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民众诉求为导向的原则，并以此作为内生动力。

　　《小康》：浙江作为全国先试先行的代表和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在社区治理方面作出了哪些有效探索？

　　郁建兴：“未来社区”这个名词在浙江正式出现，是在2019年1月浙江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省长袁家军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浙江将启动实施未来社区等标志性项目，“未来社区”随即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全球来看，未来社区已是国际热点，但在国内，未来社区这一概念还显得有些陌生。如今由省级层面提出建设未来社区的，浙江也是首家。

　　从概念上讲，未来社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包含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能源、物业和治理等九大创新场景，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嵌入其中，形成一个个新兴城市功能单元，用科技进一步提升老百姓的居住生活品质。可见，未来社区既是一项民生工程，更是一项产业创新工程，在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浙江一直走在前列。

　　通过社区工程，主要是完成城市的“未来社区化”建设，即无论是老旧小区还是新建小区，都应该按照未来社区的目标和原则来进行建设，甚至实现更新，这是未来城市治理中特别重要的内容。

　　《小康》：社会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企业该扮演好怎样的角色？

　　郁建兴：从根本上说，政府要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在社区层面提供特殊群体劳动保障、公共设施建设之类普遍性、标准化的公共服务。但同时我们也要强调，社会治理并非治理社会，政府无需“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社会有效治理关键在于增强社会活力，即让社会力量在社会活动空间中成长，丰富和扩张“社会成长空间”，这就需要企业等各方力量参与其中。而企业参与社会治理，一方面要实现治理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要实现盈利的目的，所以社会性与公益性之间的平衡变得尤为重要。

　　那么如何寻得两者之间的平衡呢？目前已经涌现了一批有亮点的政策和案例。比如成都市，在2018年出台了《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社会企业；比如丽水遂昌，很多农村社区由企业进行托管，它不对老百姓的便民服务进行收费，而是通过银行、金融机构支付入驻费用实现收支平衡；比如湖州的鑫远·太湖健康城，通过未来社区的场景打造，为居民提供全龄健康生活服务体系，并且以此来带动整个社会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实现生命、生产、生活的融合。这些例子都在实现自身盈利的同时，积极参与了社区治理。所以在我看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这三种机制的结合和互动，才是我们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

　　《小康》：随着城市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技术也越来越多应用到了社区治理上。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处理数字技术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

　　郁建兴：信息化潮流正在重塑社会的方方面面，数字技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治理效能，对于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创新政府组织方式、推动政府职能转换、改善行政服务品质都具有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迷信数字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认清信息技术并不必然推动社会平等，反而可能形成数字鸿沟，加固社会分层。技术使用者与其他群体间也容易形成壁垒，特别是那些不能熟练运用新技术的中老年群体，极易在数字治理的效率图景中被边缘化。此外，数字治理也可能削弱社区社会资本，城乡社区的人情味与凝聚力如何保持，是值得基层治理思考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在内的力量去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同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又不能、也不应当全部依赖数字化和电子化。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社区治理的基本途径，所以在数字科技的基础之上，还需要跟传统的治理模式进行融合，来实现让我们邻里守望、充满活力的治理场景，这样的未来社区才能真正成为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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