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或多或少知道，这种状态不会长久，被迫不干总有结束的躺平那天。”

撰文｜ 刘琦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奈特是拿钱一家美国金融科技公司的运营部职员，理论上，更焦他每周需要工作40个小时，美国实际上，被迫不干他每天的躺平工作时间连1个小时都不到。

由于居家办公，拿钱奈特可以在工作时间做任何想做的更焦事：困了浅睡一觉，无聊了看看电视，美国空虚了就做些家务。被迫不干工作对他的躺平唯一限制是不能离书桌太远，因为每当手机弹出任务通知时，拿钱他便需要用电脑处理一下。更焦

去年年中，“躺平”（quiet quitting）一词在美国大火，其英文的字面意思是“静悄悄地退出”。它的核心理念是将工作与自我实现分开，表现在操作中，就是给多少钱干多少活，拒绝牺牲个人时间和精力，追求工作上的完美。更极端的情况下，它还指代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做最少的活。

虽然过上了无数人梦想中的生活，但奈特的心情很复杂，因为他是被迫躺平的。

自从改为居家办公后，出于某种未知原因，奈特的工作量急剧下滑。更令人咋舌的是，哪怕每天在家躺平，他还是挺过了年初的大裁员，甚至获得了加薪。只是奈特有时会觉得自己像窃取了公司财富的盗贼，为此感到惴惴不安。

“我对干活本身没意见，但问题是没有人给我派活。”有时，奈特会考虑要不要和领导谈论此事，但最终总认为没有必要提醒上司“公司并不需要我”的事实。

美国职场中，奈特并不孤单，有一群和他相似的人，意外跌进了被迫躺平的尴尬处境。他们一边享受着被雇主“遗忘”的自由，一边经历着内心煎熬，担心自己终有一日会与社会脱节，或者技能退步，失去竞争力。

5月31日，美国西雅图，亚马逊员工在公司总部举行罢工，抗议公司要求员工重返办公室。（IC photo 图）

当年轻人常把“摆烂”放在嘴边时，躺平可能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 易。

感觉自己被落下了

大多数“被迫躺平族”们能达成一个共识：领着工资不干活，并非可以百分之百安心享受的事情。

以某金融公司的数据工程师查理为例，入职第一年，他的工作其实相当繁忙，但自从5年前得到最后一次晋升后，他的工作量便开始下降，然后进入被迫躺平状态。查理虽然认为目前的状态不利于自己的职业发展，但也没有很强的动力改变现状。“我感觉自己被落下了，有时希望可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

查理的公司采用混合工作制，一周有三天时间坐班，两天时间居家办公。居家办公时，他几乎不需要做任何工作。坐班同样清闲，以至于他可以每天在办公室阅读两章小说并安心地睡个午觉。因为采用混合工作制，办公室一般也很空，不存在“同辈压力”。

最近，查理听同事说公司可能会裁员，对此他并不太担心，甚至认为这是种解脱。“我甚至希望被裁，然后拿到一个很好的离职赔偿，改变现在的工作和心态。”

很多被迫躺平族存在着同样的焦虑。论坛上，一位工程师称，在享受一段时间小工作量带来的自由后，他忽然发现忘记了某项工作的具体操作步骤。现在，哪怕是在家躺平，他也会刻意给自己安排一些练习，以免让技术变得生疏。

另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事务代表写道，她每天只用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天的任务，虽然很安逸，但经常觉得内心不安，“整天无所事事让我觉得工作缺乏价值感。”

职场专栏作家艾莉森·格林向新闻网站Vox表示，对被迫躺平族来说，心情复杂并不罕见。他们要么感到内疚，要么觉得无聊，还有人因为担心被抓包而变得敏感多疑。“他们或多或少知道，这种状态不会长久，总有结束的那天。”

格林表示，该群体还可能面临社交压力，尤其是在身边同事都工作过劳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怨恨。为了不被排挤，奈特每月都会参加公司组织的社交活动，并努力和同事们搞好关系。好在，大家目前看起来都很喜欢他。

让躺平更容易

稍加观察便不难发现，这些被迫躺平者大多有一个共性，即不是居家工作就是正在践行混合工作制度。汤姆是一家美国企业的销售，与奈特和查理比，他的情况更加极致。

目前，汤姆在英国定居，但出于管理疏忽，他的公司一直以为他在美国肯塔基州。为了不引人生疑，每当同事问汤姆周末做了什么，他都会回答“去看了肯塔基德比（赛马比赛）”或诸如此类的答案。

汤姆属于少数不会感到纠结的被迫躺平者。选择工作时，他只会挑底薪较高的，因此就算不能完成绩效，也能凭基础薪资过上还不错的生活。对此，他心里没有任何内疚，甚至表示自己的精神很健康。“我以前努力工作过，后来发现不值得。”

由于缺乏直接监管，远程或居家工作让躺平变得更加容易。而且因为在家躺平十分舒坦，所以人一旦陷进这种状态，便很难主动从中抽离。诚然，被迫躺平者只占远程办公群体中的极小比例，但专家大胆预测，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增加，因为越来越多美国公司都更加倾向于居家办公了。

6月9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第6大道的一栋大楼里，办公套房空置。（IC photo 图）

斯坦福大学专门研究远程工作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罗姆向CNBC梳理道，2019年，美国只有5%的全职工作支持居家办公，到了2020年4月和5月，受新冠疫情影响，这一比例骤然上升至60%。这也就是说，仅用两个月时间，支持居家办公的岗位增长数量，几乎与过去40年间的增长量持平。

在美国正式宣布结束新冠疫情“国家紧急状态”后，这一比例又渐渐回落并稳定在25%左右。虽然经历了大幅下降，布罗姆强调，同2019年比这仍旧相当可观，相当于增长了四倍。

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青睐远程办公的原因，是雇主和雇员都发现了这种工作模式在保护健康之外拥有更多好处。对于雇员来说，居家办公不仅可以节省通勤时间，还可以让自己的日程安排更灵活，比如能够亲自接送孩子上学或错峰预约医生。

对雇主来说，居家办公现在已经成为一项福利，有助于吸引更多人才。更重要的是，这种工作模式还可以帮助企业节省租金，或者从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国家和地区招聘员工，进而减少了开支。

此外，越来越多企业采取了混合工作制，居家工作几天，然后坐班几天。据招聘网站ZipRecruiter数据，目前该平台39%的在招岗位都支持混合办公。

“中层领导”的消失

值得强调的是，远程工作和被动躺平之间只是存在正相关，并不是因果关系。毕竟，如果拥有完善的考核制度和监督系统，边挣钱边摸鱼在任何企业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在一个正常领薪水却什么都不做的人背后，肯定存在着更加复杂的原因。

有些情况与工作岗位本身有关：也许一个人所属的项目不再是公司的发展重点，进而受到冷遇；也可能是一个人被招进来太早了，还没等到让其施展才华的时刻。有些情况则与职员个人有关：可能是一个人的工作速度太快了；或者他真的很擅长于偷懒。

除了工作岗位和雇员以外，领导也对这种情况负有很大责任。格林表示，“被迫躺平者的上司不是与基层过于脱节，就是领导能力差，不知道如何进行改变。当然，有些老板认为只要公司整体上是盈利的，就没必要理睬细枝末节的事。”

还有一种可能是“中层领导”的消失——这也是美国企业的新趋势。过去几年里，Meta将不少中层管理人员降为基层产出者，使人员架构变得更扁平。马斯克也曾要求中层管理者亲自编写代码，“做些真正有意义的事”。但问题在于，中层领导消失后，高层往往不能和基层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因此失去对基层的监督，造成被动躺平。

鲍勃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自打一年前入职以来，一直处于被动躺平状态。造成鲍勃处境的原因有很多，最首要的就是他所在的部门远没发展到需要工程师做事情的阶段。于是，鲍勃每天会在办公室研究自己的项目，不想工作时，他就出去游个泳，爬个山，陪伴孩子的时间都变多了。

鲍勃表示，他的上司每天都忙于各种会议，除了每隔一段时间和自己进行一场主题模糊的谈话外，压根没关注到他无所事事的状态。有时，鲍勃甚至怀疑上司也是“摸鱼大师”，实际上没做任何工作。

“虽然我有时感到内疚，但告诉一家跨国企业如何管理员工，并不是我的工作。”鲍勃说。对此，躺平（quiet quitting）一词的发明者、知名招聘专家布莱恩·克利里表示认同，“归根到底，被迫躺平是公司、领导的责任，他们应该知道谁在做什么，产出在哪里。”

年轻人的工作反思

最近，被迫躺平者之所以能在美国掀起一小波讨论，也与一种社会风气脱不开干系：越来越多人想要在工作中躺平了。

躺平概念在美国的爆火始于去年的一则短视频。2022年7月26日，名为“Zaid Khan”的TikTok用户上传了一个17秒的视频，在钢琴音乐和纽约街景的映衬下，他开始娓娓道来。

“我最近听说了一个叫‘quiet quitting’的词，它并不是指真的辞掉工作，而是指放弃想要超越一切的想法。你仍在打卡上班，但不再相信工作必须是你的生活，因为事实不是这样，你作为人的价值不应该被劳动力所定义。”

视频发布将近两周后，《卫报》刊登了题为“为什么全球都在流行做最少的工作”的文章，几天后，《华尔街日报》同样跟进报道了此事。但引发最多讨论和骂战的还是CNBC嘉宾凯文·奥利里，他在节目中批评躺平者是loser（失败者），并指这种风潮“比新冠病毒还可怕”。

盖洛普进行了一项民调，发现美国职场中50%左右的雇员都持有躺平心态，与过去20年的水平相当。不过在35岁以下群体中，表示自己“投入工作”的受访者比例，在2019年至2022年间下降了6%，变化明显。

盖洛普认为，除了找不到工作的价值感和不满于雇主提供的待遇外，疫情也造成了年轻世代对于工作的厌恶。尤其是居家办公完全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这样的大背景下，被迫躺平族的出现，为疲于工作的人们提供了一丝希望，甚至成为释放压力的出口。因此，看到那么多过上“梦想生活”的人频频抱怨“躺平不好受”，一些网友感到了愤怒，开始谴责起来。

对此，招聘专家克利里表示，深陷被动躺平状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拿着薪水什么都不做听起来是很爽，但那种与现实的脱节感，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明白。”

关于要不要躺平、什么才是“最好的”工作心态，以及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人们也应该享有选择的自由。不过，舆论对于躺平和被迫躺平的争论也反映了一个积极信号：年轻人终于开始思考工作之于生命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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