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 1976年出生，作家扎进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人，付秀现居北京。莹把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野望》，根脉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锦绣》等。乡土曾获十月文学奖、深处汪曾祺文学奖等奖项。作家扎进

在传统乡土叙事中

探求新的付秀艺术美学

近日，新时代乡村的莹把传统与新变──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根脉文学评论家张莉、乡土《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宋嵩与作家付秀莹一起探讨了《野望》所展现的深处艺术魅力。

《野望》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扎进全书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付秀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事，深入中国村庄的莹把内部肌理，潜入时代现场的激流深处，当代新农村的格局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展，栩栩如生。野望也是一个古典气息浓郁的词，杜甫以此题写过诗，另一位唐代诗人王绩也写过《野望》，而千年以后的乡村仍有古典的诗意，吸引着当代作家的视线。

贺绍俊说：在《野望》中，付秀莹没有用传奇故事吸引眼球，而是讲述日常生活，这正是她的特别之处。芳村是她的文学原乡，我相信在这个虚构的地方会不断生长出文学的大树。

张莉也认为，从《野望》中既能看到中国农村一以贯之的日常生活，又有乡村里非常新鲜的、陌生化的一面，打开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当代乡村的一个窗口。同时，付秀莹的风格也让张莉想到著名小说家孙犁先生。她说：孙犁在《荷花淀》《白洋淀纪事》里写到很多冀中平原的风景，但它们不仅仅是风景，而是跟人、事、情感交融在一起的。中国抒情文学传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你看到的风景，实际上是你的心情，所有的景物都灌注了个人的情感。《野望》也是如此，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与整个长篇小说的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牢牢结合在一起，有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中国作家协会前不久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邀请全国广大作家和所有文学写作者共同拥抱新时代、书写新山乡，展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在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付秀莹的一系列作品正逢其时，她以工笔绘制全新芳村精神地图，一户户农家的岁月纪事，一个个村庄的千头万绪，在悠久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中探求新的艺术美学，映照出当代中国的新格局与新气象。

通过写作与故乡相处

从未离开过我的芳村

记者：您很多部小说中的故事都发生在芳村，这个地方是虚构的还是真实存在的？

付秀莹：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我生活的那个村庄叫南汪村，芳村的村名是我虚构的。小说肯定也是虚构的，但是也有现实生活的影子，它是华北平原很多村庄的集合体，一些民风民俗都是相通的。

记者：最早写芳村是什么时候？

付秀莹：2009年，我写了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转》，第一次出现芳村这个地名。开始倒没想太多，一篇一篇写出来，都是芳村的人和事。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要到芳村看看。这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在写作，每天都在跟我心底的村庄、我的故乡相处，跟我小说中的人物相处。我的写作一直没有离开芳村，也没有离开过乡土，要么是有人从芳村出来，要么是故事就发生在芳村。

记者：有评论认为，从《陌上》到《他乡》，再到《野望》，您完成了芳村三部曲的创作。《陌上》写的是芳村，《他乡》写的是从芳村走到北京的女性，既然已经出来了，为什么《野望》又把笔触回到故乡，又去写一个农村题材的作品？

付秀莹：关于三部曲的说法，其实作家可能是懵懂的。最早《陌上》和《野望》肯定是姊妹篇，因为人物关系一脉相承，虽然主角和配角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还是那些人，关系还是那些关系，村庄还是那个村庄，只是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写完《陌上》以后，我在一些文章里写到，我意犹未尽，还有很多话要对村庄说，对读者说，对生活说，还有很多故事没有展开。我就像是一个农民，春天种下一粒种子，耐心等待着萌芽发叶、开花结果。有人跟我探讨，说《他乡》的主人公翟小梨是从芳村出来的，她也属于芳村，我深以为然。这个人物的精神底色也好，培育她的故乡精神根据地也好，都在芳村。《野望》是在写完《他乡》后马上就开始的，回到故乡，是一种必然。我不反对三部曲的归类，都是我的孩子，有的瘦弱一些，有的强健一些，但我付出的心血是一样的。

记者：写乡村无法回避乡土俚语，您怎么看待方言写作？

付秀莹：我不反对用方言。《野望》和《陌上》出来以后，我家乡的读者读到时会心领神会，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能读懂，又感觉很亲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说家在语言上需要去探索和追求的风格和质地。方言可以用，但是不能影响表达，既要保持原汁原味的地域色彩，又要融入小说叙事的过程中。有的作家写起来不管不顾，不考虑读者，那可能就会有局限性。我觉得要艺术性地改造方言，既保留方言的特点，又要考虑读者的阅读体验。

只想诚恳、自然、朴实地

表达出我的村庄的日常生活

记者：《陌上》《他乡》《野望》三部作品时隔多年，您自己的内心有哪些变化？

付秀莹：写《陌上》的时候我有点儿紧绷，不太放松。毕竟之前写了十几年中短篇，第一次写长篇小说，读者会有什么反馈，评论家会有什么评价？我还是有得失心，我想要赢，想要写得好，想要让大家认同。然后写《他乡》，三年以后又写了《野望》。到这个时候，我忽然放松了，因为有两部长篇的积累，有诸多师友的肯定，我觉得自己充满力量。就好像一个人在长跑，不停地跑，浑身充满能量，感觉自己还有很大的爆发力。当我重新再写芳村的时候，没有了得失心，没有了胜败之心，只想诚恳、自然、朴实地表达出我的村庄的日常生活。那些日常是自然流淌的，是亘古如新的，它在那里是一个平凡的存在，然而又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如果说评论家和读者感受到《野望》有一点点的成长，或者成熟、进步，可能跟我写作的心态和姿态有很大关系。我把自己完全扔进沸腾的日常生活里，不急不躁地去书写它们，那时候我的眼里没有评论家、没有读者，只有书中的人物。我深切地热爱他们，同情他们，迷恋他们的生活，特别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就是翠台，我就是素台，我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芳村大众。所以我写得也极为踏实，希望把这样一种姿态和心态传达到文字当中，传达给读者。

记者：《陌上》刚刚出版的时候，有评论家认为您的写作有《红楼梦》的影子，特别是书中对一些女性形象的刻画描摹。能否具体谈谈《红楼梦》对您的影响？

付秀莹：《红楼梦》对我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写日常，写日常生活，写好日常生活里的人，写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难点在于如何在日常里写出波澜，写出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可能也有一些语言、语气方面的影响，那是因为读《红楼梦》读得太久了，会不自觉地有些流露。

乡村里延续千年的传统

值得我们去发现和珍惜

记者：以您的切身感受来说，中国乡村有哪些特别值得珍藏的文化传统？

付秀莹：铁凝老师说，中国的根就在乡村，不理解中国的乡村，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有乡村生活背景和生活经验的作家，我特别愿意把我的根脉扎到中国乡村的土壤深处。比如我用二十四节气来结构《野望》这个作品，这是中国乡村民间文化当中一个最根本的元素。乡民不说星期一、星期二，而是习惯说初一、十五，说大暑怎么样，小寒怎么样。这些都已渗透到乡村生活的肌理深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国传统乡村一直是熟人社会，乡村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现的东西。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深深沉淀在乡村的河床中，那里有很多不变的东西，延续千百年，非常珍贵，值得我们珍藏。

记者：这些年乡村有哪些新变化？

付秀莹：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乡村发生着巨变，有些东西被淘汰，烟消云散，也有很多东西仍然坚强地矗立在原地。比如说伦理，一点一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比如贫与富，原来乡村有影响的人物是乡绅，或者村干部，而现在可能是富人，因为他们可以帮助乡民；再比如村主任，从大城市里来的年轻人，他们把国家的宏观政策传播到田间地头。

记者：《野望》也想呈现出这种变化吗？

付秀莹：我在《野望》一开始写的就是爱梨跟大坡吵架，要回娘家，这件事搅乱了翠台一家人的生活。这里面有两性情感、婚姻家庭、价值观念、伦理关系的变化，呈现了现代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影响。我感觉现在的乡村有一个特点，就是男女比例失衡，对村里人来说，娶媳妇是天大的事。所以我选择从这样一种关系来下笔。其实中国乡村的新与旧，变与不变，在我的作品里不是那么分明，在现实的乡村生活当中也是混沌一片，需要我们仔细去辨认。可能我这样一种气质的作家，不是特别愿意去正面跟这个时代的山乡巨变遭逢，可能用较为委婉曲折的方式进入，对我来说是比较妥帖的。日常生活波光粼粼，它对大时代的折射和映照，对世道人心的把握，是我致力于去表达的内容。

记者：下一部会写什么？

付秀莹：还是会写芳村。像我在《野望》中写到的二妞这样的回乡大学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会有怎样的成就，有怎样的生活前景？这是我想不断去探索和表达的内容。她可能会成为我下一部作品的主角。

付秀莹自述

纸上笔端都是

沸腾的乡村大地

我对华北大平原的村庄无比热爱。有时候坐火车，透过车窗，遥遥望见一座村庄，我的心立刻就柔软了，我几乎无法抑制自己想象到那个村庄的生活──炊烟缓缓升起，风轻轻吹过，偶尔有一两声鸡鸣，庄稼熟了，女人们在传闲话……我闭着眼就能描述出来。当然，如今的乡村大不一样了，但这变化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故乡之于我，不仅是地理学的概念，更多的是精神范畴上的一处安妥之所。我在北京工作了很多年，为了写好当下的农村，经常回到故乡。我在村里转来转去，看到墙上的标语，我就用手机拍下来。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味儿，耳边传来油锅爆炒的沙沙声、高压锅炖肉水蒸气的噗噗声，让人觉得心里头妥帖踏实、温暖安宁。

迎面走来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我小说里的人物。某一棵大树，可能在我的小说里茁壮地生长过。我在那棵树下跟我书里的人物打招呼，闲聊，强作镇定，内心却动荡得厉害。我感到自己痛饮着生活的泉水，觉得特别甘甜，马上可以汩汩流淌到作品中。

我到处跟人聊天，这种聊天是渗透式的，乡亲们会跟我讲家务事、儿女情，算经济账，聊婚丧嫁娶、人情世故。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像一棵大树，你不仅要看到叶子，还要看到埋得很深的根部──伦理、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然后通过小说的语言去结构和表达出来。

《野望》以二十四节气为叙述结构，从小寒开始，到冬至结束，冬去春来，夏秋更迭。时光流逝、岁月循环之中，萌生了诸多新的生机；风吹草动、山高水低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彼此呼应，互为镜像。节气的交替之下，是最为平凡、普通的生活日常。农村养猪、制皮、搞运输、开饭店等产业的兴衰，以及环境保护、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宏观政策在一个小村庄所引发的种种变化，在书中逐一呈现。

如果说写《陌上》的时候，我还总是被语言、修辞、结构、技法等细枝末节所牵绊，那么当我真正沉浸到《野望》的写作中，竟然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我忘记了我的作家身份，忘记了那个自以为是的肤浅幼稚的小我，满心满眼、纸上笔端都是沸腾的乡村大地，是明月星辰下沸腾的人群，是生生不息的生活长河里的浪花飞溅。我得承认，是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村民百姓在洗涤我、修正我、塑造我、成就我。

我并没有在小说中设置特别突出的戏剧事件，只是描摹了当代乡村生活的众生相与世态人情。乡邻们日复一日地忙碌在繁杂、琐碎又具体可感的人间烟火中，时间的河流一直流淌，亮光总是能吸引人们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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