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一段美丽而炙烈的，没有遭受背叛，而是坚不可摧的友情。达内兄弟在关于这部电影的自述中谈到，当我们设想这样的友情可以成为这部电影的核心时，我们才感觉到洛奇塔和托里这两个主角作为独特的个体变得鲜活起来。他们开始超越媒体定义的所谓‘无人陪伴的外国未成年人’的少年移民者形象，他们也不再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案例、一种情况、一个主题或一个话题而存在。不是说他们的处境不重要。恰恰相反，正因为这段充满力量的友情，他们作为流亡的、孤独的、被剥削的、被羞辱的青少年形象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在这部电影中，达内兄弟罕见地给出了明确的悲剧性结局，当小男孩绝望地呼唤着洛奇塔却再也得不到回音，残酷的社会剥削和如浮萍般的底层命运成为确凿的罪证被凝结在银幕之上。由此，这部电影也被视为达内兄弟最具戏剧性和最愤怒的一次表达。谈到这样的情节设置，达内兄弟表示，影片的出发点是为了描绘友谊，他们要为提出的问题找到解决方式——如何让洛奇塔摆脱身份，托里希望通过假装姐弟的方式，但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他们需要重新的解决方式，找到的方式却越来越糟糕和可疑的，故事的冲突就这样呈现开了。在这样的黑暗中，要摆脱只能通过死亡，他们的友谊并不是通过具体的拯救脱离，但这样的结局给了人物以救赎。同时，达内兄弟也谈到，对这部影片来说，他们想要揭露一些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欧洲未成年移民的生活境遇，毕竟其中有很多孩子可能就是这样消失，不知所踪了。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反思，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构成了达内兄弟作品的显著特征，使他们成为当今世界恪守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中坚力量。有人认为达内兄弟的电影可以视为绝佳的社会研究范本，而他们的影片甚至为改变世界贡献过令人振奋的积极案例——获得金棕榈大奖的《罗赛塔》令比利时政府注意到当时大批底层人民因为电子信息技术的冲击而失业，社会底层的劳工生活很难得到保障。比利时政府由此制定了新劳动法《罗塞塔计划》，规定付给未成年工人的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是违法的。罗塞塔青年就业扶助计划在当时成功地帮助超过比利时4%的青年失业人口实现就业。影展闭幕当时，澎湃新闻记者与达内兄弟进行连线专访，谈及对电影创作的观念和方法，以及当下对于电影、社会和人的思考。 【对话】 每一部电影都是与电影中的人物相遇澎湃新闻：许多中国观众此前是通过DVD认识你们的电影，举办影展对你们来说是否意义特殊？吕克·达内：我们很高兴大家能在大银幕上看到这些电影，因为我们在制作电影的时候，就是为大银幕来拍摄的，通过回顾展，可以让更多的人去把看电影作为一种事件，在电影结束之后他们可以讨论，所以我们非常感激这次回顾展，让中国的观众了解到我们的电影。当然他们在家里面看，或者在更小的屏幕上看也很好。 那些大词的背后，是具体的个体命运澎湃新闻：许多人会说你们的电影是绝佳的社会学研究范本，当影展将这些作品串联成更大的一个整体，社会学的意义是否更显著地呈现？吕克·达内：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做的电影是社会学的议题或是面向什么社会学的主题，我们只是呈现了人物，这些人物是通过场景、情景来呈现的，而且这些情景恰恰构成了社会的各种情景。澎湃新闻：《罗塞塔》上映后，比利时政府修订了保障青年就业的罗塞塔计划。在你们看来，类似这种电影促成社会改变是罕见个例，还是可以普遍寄望实现的现实？让-皮埃尔·达内：的确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电影就是在那里，提出问题，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甚至不能解决问题，但提出问题让观众去讨论就是意义所在。比如你刚才说的《罗赛塔》这部电影，它让我们比利时的劳工大臣看到了，于是提出了促进青年就业的计划，我们的电影有机会能够扩大这个计划的受众和影响力，也就使得一些青年在找工作的时候，获得了进一步的帮助。这个例子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例子，刺激到这些政策的推行，但是电影拍摄之初的目的并不是去解决问题的，有的时候可能恰巧能够为这些解决方案做一些宣传，让这些解决方案更加有影响力。澎湃新闻：作为极力去贴近现实生活的导演，近年来发生的大事件，例如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新冠疫情对人们生活的改变，这些会对你们创作有所触动或影响？让-皮埃尔·达内：老实说，像俄乌冲突或者是疫情，这些事件不在我们电影要表现的范围里，我们讲述的电影人物是当下的人物，通过这些人物，讲述的是我们当下的城市状态，我们和当下所发生的关联，并不是通过紧扣时事的方式达成，或者不需要以这么紧密直接的方式和时事关联着去呈现今天的社会现实。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托里和洛奇塔》里的人物，他们是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的，过去的世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有在当今世界，才会出现这种儿童出于主观意愿独自移民到欧洲的情况。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孩子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会发现一个新的视野，看到移民市场，他们这些人的眼睛就好像是一个世界的见证一样。澎湃新闻：所以是一种有意的回避，不出现具体的标识性事件或符号吗？让-皮埃尔·达内：并不是回避，只是不会刻意去和时事做这种关联，我们不想做纪录片，这不是我们所要展现的方式。因为讲到时事，这个世界会发生很多大事件，战争、疫情、极端主义、政变等，但这些大的词后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情？我们的电影都是通过具体的故事讲个体的命运，让他们的故事成为社会的现实的一种回声，折射出一个社会的现实。不同的时事就像社会的各种病症，社会病了，所表现出的症状很多时候往往是表面的，我们希望电影透过时事表象看到更重要、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是我们想要展现的。吕克·达内：举一个例子，2022年我们看了巴基斯坦电影《乐土》，里面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男同性恋，一个是跨性别者。在报纸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穆斯林是很难接受这种身份的，在伊朗、巴基斯坦等地，他们可能要面临被判死刑或入狱的境地。这样的电影，它能够反映社会的一些问题，能够通过电影来反映社会当中正在发生的一些现实，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方法。（作者：陈晨）（感谢本文对话翻译：复旦大学法语系张华讲师） (责任编辑：焦点)
达内兄弟电影回顾展海报对于上海影迷来说，个世2023年开年的界的见证第一道大餐，毫无疑问是影去达内兄弟电影回顾展。本次展映从1月6日开始，提出在MOViE MOViE影城等3家影院集中放映了达内兄弟导演的10部影片。值得一提的是，达内兄弟的最新力作《托里和洛奇塔》也在此次展映的片单之中，上海影迷也成为全国首批在大银幕看到这部收获第75届戛纳电影节75周年大奖的观众。
达内兄弟，左为让-皮埃尔，右为吕克在达内兄弟构建的电影世界中，经由大量的实景拍摄、自然光照明、非职业演员的使用、现场同期声录音等手法所形成的粗砺的影像感仿佛是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截取。以电影为刀，影像的利刃一次次剖开后工业时代的欧洲工业城市背景下属于底层人的困境与社会现实。失业工人、无法获得身份的移民、被抛弃的青少年，这些边缘人群在他们的电影里艰难而生动地活着，有时游走在善恶暧昧的界限边缘，有时也和生活的罅隙摩擦出些格格不入又自成一体的浪漫华彩。从早期刚刚脱离纪录片创作，尚处实验摸索阶段的《法尔什家族》《我想你》，到奠定达内风格使兄弟二人名声大噪的《一诺千金》《罗赛塔》；从《单车少年》《孩子》等影片中素人演员的真实感染力，到《两天一夜》中玛丽昂·歌迪亚的颠覆惊艳演出；从通过大银幕本身对影像的凝望，到一场场不同主题的影迷与资深电影文化学者的映后交流，此次达内兄弟回顾展呈现出系统的脉络和丰富的活力。
达内兄弟与观众现场连线1月15日，影展闭幕的最后一场电影《托里和洛奇塔》放映结束后，达内兄弟与观众进行了现场连线的交流。从影片横跨十年的创作历程到兄弟二人跨越近四十多年的合作，导演与观众畅所欲言。在听说自己的电影在IMAX银幕上进行展映后，电影大师露出了意外又惊喜的可爱表情。《托里和洛奇塔》讲述了一对非亲缘关系的非裔姐弟为了获得合法身份铤而走险的流亡旅程。据介绍，影片创作的过程跨越了10年，十年中他们拍摄了《两天一夜》和《年轻的阿迈德》两部电影，到再回到这个故事时，从最初的创意，到最终的呈现，影片的设想发生了许多变化。
达内兄弟电影回顾展外景澎湃新闻：你们的许多作品似乎都是从社会新闻中获得灵感的来源，从社会新闻事件到电影成片，在你们的工作中，会经历怎的过程？吕克·达内：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并非所有的电影都是社会新闻的改编。的确有一部分电影是从社会新闻当中来的，比如《罗尔娜的沉默》这部电影，是从街上的流浪汉那里听说的。比如说阿尔巴尼亚的黑帮，他们会组织把阿尔巴尼亚的妓女嫁给比利时人，这些妓女就获得比利时国籍，接着她就可以再进入俄罗斯的黑帮，因为俄罗斯的黑帮没有比利时国籍，就是这样来解决后者的国籍问题。一般会把这些阿尔巴尼亚妓女嫁给比利时那些吸毒的人，一开始答应给吸毒的人5000欧元，过半年需要再给他1万欧元办理离婚。那么在半年当中，这些人在想一个办法，把吸毒的人给搞死，通过制造过度吸毒的假象，那么警察一般就不太会发现。当时听到这么恐怖的新闻以后，我们就在想，这个妓女和流浪汉或者吸毒鬼在一起，会不会他们慢慢有了感情，她还愿不愿意自己的法定伴侣死亡，会不会同情他们？这就使这个故事从一个社会新闻转成了一个伦理问题，也就有了后来电影围绕的核心。像《托里和洛奇塔》就不是从新闻中来，我们十年前想要做以两个孩子为主角的故事，想拍没有父母陪伴的未成年儿童，当时做了相关方面的社会调查，但一直没有实现。真正剧本创作从两年前开始，相比十年前最初的故事发生了变化。每个电影有不同的方式。澎湃新闻：这次影展展映了诸如《法尔仕家族》《我想你》这样非常早期对影片，也放映了最新的作品《托里与洛奇塔》，你们觉得自己一路的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断描摹各种无望的底层生活，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会更愤怒或趋于平和吗？让-皮埃尔·达内：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也不难。每一部电影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经历，拍摄每一部电影都是与电影中的人物相遇，也会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丰富，我们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预先做过什么计划，要变得更怎么样或者不怎么样。你刚才又提到的愤怒这个词，我猜可能是针对刚刚放映的这部电影《托里与洛奇塔》，确实它看起来好像比之前的电影有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和批判，看起来好像我们想要通过电影见证到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我们有意为之的计划，要让我们的创作朝着更有揭露性、更愤怒的方向走。到下一部的话，也许那个词汇就会变成我们更加纯真了，我希望我们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更纯粹的状态，从新开始制定一部新的电影的拍摄计划，当然有的时候能做到，有的时候做不到。避免自我重复，让事实说话澎湃新闻：许多影迷会好奇你们二位的合作方式，以及这么多年，你们自己创作状态和审美总是会保持同步吗？有没有相互审视的过程？吕克·达内：我们能够组合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想做同样的电影，我们合作时并不是要达成不同观点的折中，而是想要感受到一样的愿望，长久以来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不是一切都要同时一模一样，建构过程中有不同的方式和道路，但感觉更像人有时候会自己和自己对话和讨论。我们一般也不会相互评价对方，不会讨论拍完的电影哪里拍得好或者不好，因为每当我们拍完一部，我们就想再拍下一部，尝试着不去自我重复，不在不同的电影当中讲同样的故事。我们不希望大家花一个多小时又看了类似的故事和类似的人物，我们通常在创作之初互相讨论新的故事结构应该是怎么样的，它的拍摄应该用怎样的镜头来完成。我们的摄制团队也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所有的成就和这个团队是分不开的，当然如果团队有一些调整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走下去。澎湃新闻：吕克导演曾在电影手记中写到，可以说，从《一诺千金》开始，我们所有的电影都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这句话的变奏：‘无法逃遁，这就是我。’这也是这次你们回顾展的主题，能具体谈谈这句话之于你们创作的意义吗？吕克·达内：这句话是关于他者和自我关系的，他者有可能是自我的另外一个声音，可能我们没有回答，但是有一个声音依然在拷问我们对于生命或者对某件事，起到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一诺千金》当中，年轻的男孩可能一开始对于他所要承担的责任是拒绝的，但是死者遗孀阿西塔一直呼唤着他去实践他的诺言。这种他者的声音就像是一种伦理的质询，同时是他内心的声音，此时的他者同时也就成了他自己的投射，他所经历的拷问也是自我不断问询的过程。但这种哲学思考并不是指引或启发我们创作的动机，电影不是为了去作为哲学理论的应用而存在的。我只是说列维纳斯这一段话对我来说很有启发，或者在我的内心当中产生了很多的回声。我的兄弟也可能未必同意这一点，他可能觉得这些创作动机是来自我们之间的讨论，对我个人来说，创作和列维纳斯的哲学好像是有一些并行、呼应的关系。让-皮埃尔·达内：比如说《一诺千金》这部电影，它是从一个社会新闻当中来的，这个男孩子不知道是不是要跟他的父亲断了联系，我们想讨论的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点在于是什么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他是如何被推动着不自觉地产生了这一切改变的。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并不希望自己是站在某种上帝视角，以高于人物的方式，通过他们去展现什么，或者让人物变成我们操控的木偶，我们需要让事实说话，去呈现现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导演我们要考虑的只是怎么做布景，怎么去移动镜头等问题。
达内兄弟，左为让-皮埃尔，右为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