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周城雄（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这些年中国很多专家，周城包括深度影响政策制订的雄从新人都认为，美国科技强大的美国根本原因是它的基础研究很发达。先是经验基础基础研究强大了，继而在技术上领先，看们然后在产业上强大——这个线性逻辑推导出一个结果，误解即中国搞科研也应该先搞基础研究，研究再做应用研究，和创再做试验发展，关系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周城从实际层面来看，雄从新这种认知已经直接塑造了现有的美国科研和产业政策。

但是经验基础，这个认知跟历史是看们相违背的。表面看起来，误解这个逻辑上很通顺，像我们常说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很容易被接受；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套路。

历史上，美国正好走了另外一条路：先是把经济体量做到世界第一；再是工业产值世界第一；然后才是技术上世界领先；最后才是在科学理论、科学发现方面做到世界领先，也就是所谓的基础研究世界领先。

1871年左右，美国GDP已经是世界第一；到19世纪末，工业总产值达到世界第一。一战前后，美国已经在技术上领先世界，涌现出了众多世界级发明家和重大技术发明。但是，到1930年，全球共颁发了90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其中只有4个颁发给了美国科学家。由于1930年代德国纳粹的大规模迫害，不少欧洲顶尖科学家到了美国，因此30年代美国获得了10个诺贝尔科学奖项，直到二战之后美国才在所谓的基础研究里领先。

美国对基础研究的强调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原因：第一是利益原因。二战之后，伴随着很多欧洲科学家的到来，美国做纯科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第二，物理学家在二战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雷达等很多军事技术的出现都受益于物理学家。

实际上，二战之前的美国是没有科技政策的，甚至没有科技政策这个概念，只有农业部等一些部门对科技研发进行资助。这和西方政府的思维是一致的。从牛顿时代开始，政府就认为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搞科研，因为议员们普遍认为这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就像唱歌、跳舞、弹琴、画画，不可能用公共财政去支持。所以，在二战之前，美国政府只做了一些公益性的资助，比如地质调查、地理测绘、标准制订等等，但目标也不在于搞科研。

但是二战改变了上述格局。二战中物理学家参与得很深，战争快结束时，罗斯福总统让物理学家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研究政府与科学家合作的未来形式，这实际上相当于让布什来制定美国的科技政策。这使得二战后期的物理学家不仅在科技领域影响力越来越大，也在政府和社会中扮演关键角色。如果能持续获得政府资助，物理学家的影响力也将得以继续保持和壮大。

但布什知道，国会和政府很难答应在非战争时期继续庞大的资助计划，于是借用了农业部之前提出的“基础研究”的概念，并提出一个“布什信条”，即基础研究是不以应用为目的的，但是基础研究之后就会带来技术，有一个很好的应用前景。于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进步，再到产业应用，布什搭了一个线性的解释逻辑。

但是，这个报告当时并没有得到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和国会的认可，也就没有发挥出很大作用。后来随着“冷战”愈演愈烈，特别是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卫星，即“斯普特尼克”时刻，严重冲击了美国社会舆论，并进而影响到政府决策，“布什信条” 才真正发挥作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才得以成立。

不过，即便如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后也没有完全遵循布什报告。很多政府部门，比如农业部、能源部、NASA、国防部的负责人都认为，专门设个部门做基础研究是有问题的，跟实际需求不匹配。所以，美国的基础研究大部分都在政府各个部门支持下进行，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基础研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占比约六分之一。

此外，这些部门支持的研究虽然也叫基础研究，但跟布什所说的基础研究是有差异的，布什所定义的基础研究是不考虑任何应用的，自然而然地做出来成果了，后面就会带来技术。但放在那些部门，它们所谓的基础研究肯定跟这个领域将来的应用是密切关联的。所以实际上美国政府的政策没有完全按照布什的建议来。

在实践中，布什报告也是行不通的，只能按照美国的历史路径来。但是政策界可以拿布什这个线性模式来说事，影响政策领域、影响决策领域、影响国会拨款、影响政府的行为。

但是这个报告影响力很大，超出了美国的范围，溢出到了全世界。结果是，全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其它地方的国家反倒信了这个报告，尤其是在后发国家，如日本、韩国。但实际上，日韩和中国很像，都是先把产业慢慢做大，然后才获得了比较多的技术突破。比如日本从2000年以后才开始连续拿诺奖，这时候日本经济已经腾飞了，甚至都开始下滑了。在中国，拿这套话语的人群，跟制定科技政策的人群重合度很高，从而造成了认知上的正反馈。

实际上，“基础研究”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的概念，更准确的提法应该是理论研究或纯科学研究，对应的是“应用研究”。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定义“基础研究”，那么基础研究很少，而且发挥的作用也不大。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跟纯理论或者科学的关系并不大，关联度也不高；第三次产业革命里的微电子技术革命跟量子力学、原子方面的微观世界的这些理论研究是有关联度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论上的突破其实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产业革命，其实在科学理论层面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并没有什么新的像量子力学、相对论这些突破性的理论出来。比如物理学差不多上百年没有大的理论突破了，要说这些现代技术的新发展都是靠基础研究作为前提，逻辑上很难成立。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斯托克斯（Donald E.Stokes）写过一本《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将研究分为四个象限：“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他认为基础与应用是结合的；纯基础研究是波尔象限，就是纯理论的；还有爱迪生象限，是纯应用的；还有一个叫皮特森象限，他的目标既不是想有理论上的突破，也不是想应用，完全是纯的自由自在的研究，但是他也是在研究。

像波尔的研究，虽然不以应用为目的，但他的目标是追求有更深的科学认识、有理论突破。皮特森是搞鸟类指南，收集整理各种鸟类的标准，目标也不是理论突破，也不是拿来用，就是他的兴趣，但这个东西也可能对将来的科学发展会有作用。

这几个象限的研究都会有可能对技术进步发挥作用，并不是简单的按照基础研究定义的研究才能推动技术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全新的知识，任何再复杂的知识都是最基本的知识的组合，只不过组合的复杂程度不一样。所有有意义的科学技术成果都是产生了有价值的新组合，而大部分的新组合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产生有意义的新组合就是个概率问题，一定要产生的新组合足够多，才会有足够多的有意义的新组合。

所以支持研究的人多，就多产生新组合，产生了新组合，就会更多产生有意义的新组合。所以只要企业多支持、政府也支持、社会其他力量也支持，多支持研究，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产生更多的有价值成果。

因此，对政府而言，应该大力支持研究，但不应该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为实际上根本区分不开。也不需要区分政府力量，还是企业力量、个人力量，因为只要这个国家里搞研究的人数量足够多，出现好成果的概率就要大得多。国家资源投入是有限的，无论任何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定是有一定的范围。典型的就是前苏联，全是国家在投入。当然它的科技实力也很强，但是它为什么在“冷战”跟美国的竞争中失败，就是因为投入参与的资源单一，全靠政府；而美国是全社会的投入，除了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公益基金、个人，各种力量都在投入。

中国过去45年里，民营企业的投入规模和比重都在增加，一方面推动中国的科技力量壮大，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全球的产业链，这使得中国在应对外部压力时，有了更足的底气，相对俄罗斯，我们在反卡脖子方面，反制工具也更多。

按照统计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所投入的绝大部分，都叫“试验发展”，统计口径上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企业部分，连应用研究都很少。因为严格按照定义的话，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一样，都是要创造新知识，现在企业的研究基本都是试验发展，应用研究占比不到3%。

但是，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中国绝大多数知名企业成立的时间都只有二三十年，有的甚至只是10年左右，像华为这种成立快40年、发展情况又比较好的企业，就会很自然走向应用研究，2000年前后涌现的一批互联网企业，像腾讯、阿里、百度成立至今也在25年左右了，他们的科研投入也在进行转型。

相信只要我们的市场持续发展壮大，有实力的企业数量多了，就会逐渐从试验发展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迈进，二者在创造新的知识上是一体的，不用做具体区分，让企业自己去判断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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