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年万人们先是字写知道李洱是《花腔》的作者，后来又知道他写了一部让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喜欢的坏部书，名叫《石榴树上结樱桃》。电脑

　　在文学圈，样的应物人们对李洱一直抱有期待，年万也有人会有意无意间扩散“中年焦虑”，字写一个60后作家，坏部再不写出“传世之作”，电脑给自己一个交待，样的应物给文学一个交待，年万是字写不是快过文学创作的黄金时间了呢？

　　当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替李洱焦虑时，84.4万字的坏部《应物兄》出版了。为此，电脑李洱写了13年。样的应物

　　“应物兄”能成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符号式人物？李洱说，他说了不算。有些事情，要留给时间来检验。

　　应物兄能不能成为典型人物，要靠读者读出来，作家说了不算

　　钱江晚报：因为多年没有拿出新作品，听说你遭到了大半个文学圈当面的“调笑”和背后的“嘲讽”。

　　李洱：你也嘲笑我了吧？嘲笑加同情？这当然是开玩笑了。

　　其实也有很多人鼓励我，安慰我。格非就当面说过，也托人告诉我：反正已经拖了这么多年了，就不要着急了。毕飞宇对我是既催促又安慰，几次对我说：听着，我告诉你，我相信你。苏童更是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不要怕失败，作家嘛，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怕什么？

　　坦率地说，我很感动。

　　钱江晚报：从上世纪90年代，您都在写知识分子小说，您笔下的知识分子也从青年时期步入了中年。我看您给知识分子取的名字都特别贴切，我很好奇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

　　李洱：除了应物兄、乔木、葛道宏、芸娘，作品中很多人物的名字，都几经变化。程济世先生原来的名字是曾济世。因为“曾”是双音字，我后来就固定为程济世了。给人物起名字，其实就是凭感觉。有的名字，起得比较满意，有的则不大满意。

　　钱江晚报：就书中应物兄等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某种颓废的、内缩的倾向，我想到了贾平凹的《废都》，当然《应物兄》的时代比《废都》晚了20年左右，您可以说是贾平凹的后辈作家了，两书的地理背景近似，地处中原，有古都的气息，而且你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都有涉及。那么，您和贾平凹着意刻画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同一群人，还是很不同的两批人？

　　李洱：应物兄们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

　　钱江晚报：如果我说，《废都》是写了知识分子的私领域，而《应物兄》主要写了知识分子的公领域，您同意吗？

　　李洱：你的划分略为简单了一些。儒家的私与公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无论是别人的要求，还是对自己的要求，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钱江晚报：鲁迅有阿Q，钱钟书有方鸿渐，王安忆有王琦瑶，都让人印象深刻。在您小说塑造的一系列人物中，应物兄这个人是您至今最满意的一次人物塑造吗？应物兄是否是您概括出的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符号式人物？

　　李洱：你说的那几个人，都已经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了。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家只能出一半力，另一半力是读者出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读者读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作家说了不算的。

　　中年之后的中国作家，大概都会与《红楼梦》相遇，并对此做出思考

　　钱江晚报：写作13年，几百万字的底稿，最后锁定在84.4万字，在这个您一手建造的乌托邦里，有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而且为了让这个乌托邦更像一个大的江湖，里面还必须有三教九流，这是一开始写就设想好的吗？

　　李洱：最早只是想写25万字左右，确实没想到要写这么长。小说有自己的意志，小说中的人物也有自己的命运，不是作者完全能掌控的。作者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就是两个字：准确。你要准确地将人物自身的命运呈现出来。

　　钱江晚报：整本书看下来，我觉得作者挺“坏”的，有时候正着说，有时候反着说，有时正经谈学问，有时又在反讽，在戏谑，最后在庄谐之间摇摆得我也糊涂了，您自己对当代儒学到底持什么态度？

　　李洱：儒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我对此向来尊敬有加。

　　钱江晚报：您的书中，“知一代”整体上有一种正气和脊梁在，比如“济大四老”，作者收起调笑正面地，敬畏地刻画的人物也多；“知二代”，也就是作者的同时代知识分子，以书中应物兄为代表的似乎在时代巨变中，处于一个摇摆的、粘滞的、彷徨的灰色地带中，不那么勇敢，不那么立场鲜明，头上星空和心中道德都旋转了起来，似乎有一种困境：不那么自信，又定不了自己的位置；而第三代似乎更外向，也有多种可能性，也有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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