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种病会同人的道德品质联系得那么紧。”

撰文 | 石悦欣 朱欢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像是成人在洞穴里打怪，身旁漆黑一片，多动每个方向都会被突袭。被忽又像是成人在悬崖边摸索，一个踉跄，多动游戏结束，被忽等待重启。成人

白瑶形容，多动自己前30年的被忽人生就像《赛尔达》的林克一样，在黑暗中寻找树，成人点亮它。多动直到她找到了那个病的被忽名字，树根终于被点亮，成人她看清了悬崖、多动洞穴，还有自己。

ADHD是她找到的名字，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

ADHD是一种儿童期起病的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其中有30%~50%患儿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期。成年人多动症更具有隐匿性，难以识别，共病更多，且不能治愈。

据《全球公共卫生杂志》2021年公布的数据，7岁或12岁前发病的全球成人ADHD患病率为2.58%。若忽略“在儿童期起病”这一年龄界限，有高达6.76%的成年人满足ADHD的症状学标准。

ADHD有三个亚型，一名日本精神病医生给它起了更形象的名字：大雄-胖虎综合征。

“大雄型”指容易分心、难以集中注意力、爱做白日梦、健忘、丢三落四、难以完成结构性任务等，2010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数据库显示，该型成年患者占比31%。

“胖虎型”则是躁动不安、难以静坐和等待、容易打断别人说话、行为冲动甚至带有一定暴力倾向，患者占比7%。

也有二者混合型，患者数量最多，占比62%。白瑶就是其中一员。

知乎上有一个提问，“ADD / ADHD 注意力缺陷涣散障碍患者的一生能过得多辛苦？”在263条回答中，痛苦、恐惧、失败、自暴自弃频繁出现。同时伴随他们的，还有无法甩掉的标签：懒惰、糊涂、废柴、无能……

确诊ADHD后，他们又面临新的困境。它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借口，为自己的失败开脱。“没有哪种病会同人的道德品质联系得那么紧。”白瑶 说。

隐秘之痛

白瑶的工作遇到了麻烦。她的文字中不时地会穿插着错字。写着写着，一句话还会漏掉几个字。收稿方发现了不通顺的句子，直接问道，你是不是有ADHD啊？

讲到这儿，白瑶提高了音量，“如果觉得我写得很差，可以直接开除我啊，怎么说我有病呢？”

对方简单科普了一些ADHD的症状，推荐她去专业医院检查。白瑶一回想，很多症状似乎都对得上。

读小学时，教室是木桌椅，其他同学都能坐稳一节课，只有白瑶如坐针毡，不停乱动。老师叫了家长，“如果你们不搬一个铁桌椅来学校，就把她带回家”。白瑶成了全班唯一一个坐铁桌椅的人。

白瑶的课本又乱又脏，老师公开讽刺那是“油渣”。她上课爱小声说话，老师会发动同学们远离她，有半个学期，她的同桌就是教室的垃圾桶。有时她会被拉去教室最后一排罚站，一站就是几节课。

“好动”也延伸到了课堂外。一到夏天，光是凉鞋，她就能穿坏5双。

成年后，她总是忘记和别人的约定、物品的归置。白瑶也不懂得如何安排计划，先刷牙，再洗脸，还是先洗脸，再刷牙。

@视觉中国 图

注意力问题更为明显。工作时，白瑶打开网页，本要查资料，突然弹出一条新闻：《燃冬》上映。刘昊然和周冬雨是不是真的在一起啊？刘昊然从什么时候开始留胡子了？当她搜索一通，一看时间，4个小时过去了。

晚上八点，北京的天已经暗了下来，同事们陆续下班，微信工作群也变得沉寂，谢阳打开电脑里的文档，准备继续工作。

28岁的谢阳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这是他一天当中仅有的专注时刻。白天，一切“异动”都会吸引谢阳的注意：有人走了过来，对面的人在讲话，旁边的人起身去找别人，他的注意力几乎不会停在眼前的文档上。他只能晚上加班，而晚上的工作产出，他总是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发出来，“我很担心别人发现我加班，因为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能力很差。”

ADHD患者的情绪问题也很严重。小时候的白瑶，如果看到有人把糖先给别人，再给自己，就会恸哭不止，甚至“哭抽过去”，最后以被母亲“暴揍一通”收尾。成年后，她仍会轻易被情绪淹没。白瑶有一次去海边，被海浪拍倒，再站起，反反复复。“这就是我被情绪支配的真实写照。”

涌入儿科

绿色的墙壁点缀着云朵和小花。墙上的电视机里，天线宝宝们正在说你好。孩子们刚坐下，就又站起来蹦跳跑闹。

这里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儿童门诊诊区。候诊的多是儿童，偶尔有一两个独自坐在角落的成年人。

谢阳在候诊区攥紧手中的挂号单。旁边一个小女孩抱着妈妈向周围人大喊：“救救我！救救我！”

这不是谢阳第一次走进儿科诊室，十几年前，他就因为多动、过于调皮的问题被母亲带去了医院。但那次，母亲面对缴费单犹豫了，她采用了医生认为可能有帮助的治疗方法——用线将一粒粒纽扣串起来训练注意力。这对谢阳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它对我毫无帮助，反而让我更加痛苦。”

长大后的谢阳有一次看科普文章时猛然发现，原来这种病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而不是常说的多动症，他意识到注意力障碍影响了他的生活。今年，他得到了升职的机会，也迎来了一段新的感情，在美好生活向他投出橄榄枝的同时，他终于有勇气去寻求改变。

白瑶也在今年2月来到了北大六院的儿童门诊。她最初认为这只是意识层面的疾病，努努力，可以克服。她去了医院，做了量表、辅助检查、抽血等检查后，发现很多数据异常。这是生理疾病——她的大脑前额叶与常人不同。

经过4次复杂的检查后，30岁的白瑶正式确诊了ADHD，“大雄-胖虎综合型”。

钱秋谨是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的主任医师，主要负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学习困难等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她近一周接诊了约100名患者，其中成年人占比约为20%-30%。

钱秋谨

钱秋谨已有二十多年临床工作经验，她明显感觉近年来，成人首诊的数量变多了。前来就诊的人大多为脑力劳动者和高学历群体，比如研究生、作家、科研工作者、公司白领等。

研究指出，ADHD是基因与环境因素共同导致，其中遗传因素约为75%，该病有很强的家族聚集性。

钱秋谨曾为一名孩子做诊断，过程中，孩子的母亲发现自己也有相同症状，最终也被诊断为ADHD。那时，她已经50多岁了。

白瑶也想弄清楚，是谁将病遗传给了自己。她挨个给家人打电话，所有有相似症状的家人，她都会劝他们到医院检查。

首先是母亲。白瑶想起，母亲30多岁时，因为吃火锅，和别人打了一架，被警察拘留了一晚。在母女的相处中，她也总是对白瑶恶言相向。

有一天白瑶告诉母亲，妈妈，你可能有ADHD，要不你也去医院检查一下。原本，母亲正平静地给白瑶剥橘子，突然尖叫，“对不起！我把病遗传给了你！我给你下跪！”手里的橘子，被扔到了垃圾桶中。

外公是高校的历史教授，他70多岁时因为打麻将辱骂对方，被棋牌室永久拉黑。

白瑶还有一个表叔，超速驾驶，出车祸，有赌瘾，脾性冲动。ADHD有些患者的表现是物质成瘾，情绪多变。“我认为表叔的行为，可能是因为ADHD，就会比别人更容易染上不良嗜好，所以及时接受治疗没准可以帮到他。”

在ADHD患者中，27%的儿童、40-50%的青少年和20-25%的成年人会出现品行障碍，其特征包括打架、虐待人或动物、破坏性、说谎、偷窃、逃学和离家出走等。

确诊之难

成人ADHD的隐秘性首先在于确诊之难。诊断过程中，需要追溯儿童时期病史，只有12岁之前发病，并将症状延续到成年的才可以作为判断依据。但成年人的记忆都有偏差，几岁有过哪些行为，很难讲清楚。

国内可以诊断ADHD的医院和医生数量并不多，且大多为儿童精神科门诊，甚至有些精神科医生也不了解这一疾病。

2022年3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单独设立了成人ADHD门诊，是浙江省第一个设立成人多动症门诊的医院。主治医生覃艳华说，如今两周内的所有门诊号都已排满。

诊断过程中，患者至少要来两三次，除了做身体检查，排除其他疾病外，还要问及个人和家族人员情况，每诊断一名患者，大约要耗时1小时。

ADHD是神经发育障碍，有些患者的症状会一直持续到成年，但并非100%。“随着成长和大脑的发育，有些患者症状会消失，病就好了，但有些发育不够完善，症状会一直持续到成年。而成年后，大脑就不再发育了。”覃艳华说。

深圳市康宁医院也开设了成人ADHD门诊，曾任儿少精神科主治医师的王中磊也接诊过许多患者。

成人ADHD往往容易与其他疾病共病，从而造成漏诊或误诊。如果没有专业的诊断，就会被确诊为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睡眠障碍等。这些疾病都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不能对症下药，便很难治疗。

王中磊在出诊。

“能够确诊的重要条件，就是12岁之前患病，如果没有，应慎重给予ADHD诊断。”王中磊说。

覃艳华也认为，精神科疾病的确诊主要靠病史和排除引起该症状的其他疾病，这非常考验医生的临床问诊技巧和判断力。

白瑶24岁时，就被诊断为抑郁症，进行了四年的药物治疗后，仍未好转，25岁时开始酗酒、暴食。

当孩子自控力、执行力差时，会被父母或他人起外号，“小笨蛋”“小捣蛋鬼”等。这大多是从道德层面攻击孩子。

“他们从小就背负了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压力，在不当的教养方式下成长，长大后查出抑郁症、焦虑症等，我一点都不奇怪了。”王中磊说，“在我们诊室，还有一些患者是因为不开心、要自杀而首次就诊的，梳理其生长发育史后，会发现很多抑郁症患者的背后可能都是ADHD。”

覃艳华

成为ADHD之后

白瑶从小就知道，自己在他人的眼中是个“坏小孩”，时间一长，她也不断地陷入自我怀疑。

确诊后，她没有松一口气，反而多了几分羞耻，和觉得前路更困难的悲楚。

有时，白瑶忘记赴约，跟朋友解释，这不是故意的，是真的生病了，名字叫ADHD。对方一个眼神，她就知道，又被认为在找借口了。

白瑶没有放弃自救。她会随身携带一个备忘录，事事都记录，但仍会有些遗漏。她买了一个儿童专用计时器，什么时间该刷牙、看书、学习，都要依靠计时器。

如今成人ADHD的讨论度变高了，分享的人变多了。如果公开承认，白瑶担心会被人认为“赶时髦”，但她也很难受，自己明明被医院确诊，凭什么不能提？

谢阳记得曾和前任说过自己可能有ADHD，但对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只是疑神疑鬼。”

有时连家人都无法接受孩子患病。子女努力描述症状，父母却在淡化，将一切都归于“哪个小孩子不这样？”“孩子小时候拖拉、懒散、淘气、丢东西不是正常的吗？”

无法互相理解的亲子会在诊室爆发矛盾。覃艳华遇到这种情况时也很无奈，不能达成一致就无法就诊，更无法治疗。

更多时候，覃艳华会在旁边解释，“本来你们孩子智商很好的，打个比方，按他的智商可以考清华，但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他只能考个二本的学校。”家属一听就明白了，大多都会选择配合治疗。

国内对于成人ADHD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但社会性支持仍不够。根据《美国残疾人法》和1973年康复法案，ADHD被认为是一种残疾，患者等同于残疾人，其权利受法律保护。

美国健康杂志《ADDitude》是一份专注于注意力缺陷障碍的杂志，它指出，雇主应该为ADHD患者提供安静的工作环境；允许降噪耳机或白噪音；有时或所有时间在家工作等。

患有多动症的学生受到美国州和国家法律的保护，保证他们接受免费和适当的公共教育。

雅思考试的官方网站也对ADHD患者提供相关政策：拥有25%额外的听力时间，即可以重复两遍听力文本；额外25%的阅读和写作时间；有监督的休息时间；单独的监考等。

知乎那个提问，有一位答主答道：“ADHD”的生活状态最像鲨鱼，那种一刻也停不下来的“胡思乱想”，就像鲨鱼在海里需要一刻不停地游，一旦停下来就会沉入海底。而朋友、家人，任何一个可以理解或接纳自己的人，都会成为打怪时杀敌的利器。

白瑶在讲述中，反复提及了好朋友给她的力量，在她马上沉入海底时，托住她。在她需要每天被酒精催眠的日子里，朋友经常陪她吃饭。一年后，白瑶戒酒了。

读高中时，白瑶还是休学了。半年后，她转学到了另一个城市，遇到了新的老师。高四那年，她需要重新回到家乡高考，历史老师把她送到了学校门口。在路上，历史老师说，你是我教过最好的孩子，你一定能考上你想去的学校。

“那句话温暖了我好多年。”白瑶也做到了，考入了理想的学校和专业，从事了从小就追求的工作。

现在的她更愿意站出来，分享身为“ADHDer”的经历，让更多的人，可以在黑暗中点亮前方的树根。

（文中白瑶、谢阳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