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徐刘刘】四川三星堆遗址在2021年发布重大考古新发现，黄金时代这不仅让国内考古界为之雀跃，哈佛也让大洋彼岸的大学美国考古界兴奋不已。美国哈佛大学考古系主任傅罗文（Rowan k.Flad）原本以为美国媒体会大篇幅报道，考古结果美国媒体却选择无视这一人类考古重大发现。系主他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这是任西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但西方正在忽视。视中关于中国考古近些年的国考古成就以及西方无视的症结，《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傅罗文。黄金时代

环球时报：三星堆新发现入选中国2021年十大考古发现。哈佛为什么这些发现对中国乃至世界理解人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您发文称这是大学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是考古基于什么做出的论述？您如何看待中国考古这些年取得的成就？

傅罗文：三星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新发现佐证了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的系主判断，即三星堆代表了构成早期中国复杂社会的任西众多轨迹之一。作为中国的视中一部分，该地区社会发展显现出的多元地方主义特征，推动形成新的认知：今日中国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系列相互关联而又风格迥异历史故事基础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就人类整体而言，这又一次反映出地方、人民、传统和历史之间的文化纽带如何成为身份建构的核心。就其本身而言，三星堆发现并不能构成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但足可以代表当今中国考古领域的发展与成熟。

中国每年评选的考古十大发现或展示新事物，或丰富了我们已有认知的细节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见证了中国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激励着更多的考古学者致力于提升挖掘和研究工作。

环球时报：您在文章中直指 西方无视的症结在于地理和文化偏见，您是如何做出这一判断的？

傅罗文：我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源于一位记者朋友问我：为何埃及考古发现能够获得媒体报道，而三星堆精彩的发现却在美国媒体上遍寻不见？我在文章发表之后，就与两位伙伴立刻开启了新的课题：我们试图通过对比美国媒体区别对待世界不同地区的考古发现来实证这一判断，印证它们基于地理位置的报道偏见。

环球时报：在美国有一批学者，致力于中国研究，向世界介绍中国，比如您、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以及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西方很多学者和普通人期待了解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的中国，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死守着对于中国的思维定势，拒绝了解发展中的中国，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傅罗文：我认为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研究有广泛兴趣，他们期待进一步推广有关中国的各领域的认知。然而，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通过中文材料认知中国很困难或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像宇文所安和史景迁这样的知名学者在他们的领域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充当了有效的沟通者和媒介，使一些看似奇特或陌生的领域，更容易为英语受众所理解。

也许在某些学术圈，在美国内部也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有时会阻碍人们彻底接触其他文化和历史—— 不仅是中国文化，还有许多其他文化和历史。像我这样的学者把让陌生变得熟悉，让熟悉变得陌生视为责任的一部分，希望找到揭露偏见、与其他文明建立对话的方法。

环球时报：近年来，尤其是疫情期间，中美两国交流产生了一些障碍，您认为两国民间如何能够增进了解？

傅罗文： 作为一个投入大量精力教授中国研究的学者，我和中国同事以及学生一起了解和发现东亚的过去。我希望有关中国研究的教育和出版物（无论是学术性的还是大众性的），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确保我们两国人民对待彼此都存同理心，认识到彼此间的共同之处可以超越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的差异。当然，两国国情不同，在具体生活体验方面存在一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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