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化周刊 | 爱因斯坦的文化中国因缘

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

■ 肖伊绯

1917年这一年，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而言，周刊都是爱因相当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新年伊始，斯坦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国因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文化之后，周刊《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爱因有了《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斯坦北大，也迅即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国因前沿阵地。

这一年开年新刊，文化元旦之日出版的周刊《新青年》2卷5号中，陈独秀以“记者”名义同时转载了两篇演说词《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和《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爱因备受社会各界瞩目。斯坦然而，国因就在《新青年》首发演说词一个多月之后，蔡元培发现演讲词中有一些记录错误之处，及时做了更正与声明。谁也不曾料到，此事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因斯坦学说的争论与国内流行之热潮。

刚刚履新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因为这些错误得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并为这一新奇学说的独特魅力所吸引。随后，即有意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开始多方联络筹划，为之紧锣密鼓地安排布置。

1921年4月15日，由梁启超主编的《改造》第3卷第8号， 封面头条是一篇名为“相对论号”的长达15个页面的“雄文”，作者是诗人徐志摩。文中提及，约于1920年秋，著名学者任鸿隽、饶毓泰，以及正在访华的英国著名学者罗素，均已在南京的学术讲演中，主题论述或特意提及了“安氏(爱因斯坦)的相对说”，可知当时不仅有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学术群体，南京及沪上的各路学界精英，也都对爱因斯坦学说投以热切关注。徐志摩于1931年11月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之后，各界痛悼诗人遇难之际，林徽因所撰《悼志摩》一文里，又再次言及徐志摩对“相对论”学说的热衷，称徐志摩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且梁启超对相对论的知识即从徐志摩此作得来。

与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内“相对论”流行热潮同步，1921年初，赴欧洲考察的蔡元培，遍访西方学界名流，在法国巴黎访晤伯希和、居里夫人等世界知名学者之后，又于3月16日，与夏元瑮等在德国柏林面晤爱因斯坦。当蔡氏表达了邀请其访华讲学时，“答甚愿，但须稍迟”;甚至还谈到了在华讲学应用何种语言的问题，蔡氏“告以可用德语，由他人翻译”。

此次面晤爱因斯坦的情形，被简要记录在了蔡元培本人的日记中。

答以“甚愿，但须稍迟”访华的爱因斯坦，果然于一年多之后，于1922年11月13日，抵达中国上海。然而，此行并非专程访华，而是赴日本讲学，次日即启程离去，经停上海只此一天。1922年12月31日，赴日讲学已毕的爱因斯坦，虽再度乘船经停上海，却只是在沪上度过了1923年元旦之后，于次日即刻登船返回欧洲，从此再未步入中国。

虽然在上海经停的时光短暂，但爱因斯坦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其婿所撰《爱因斯坦传》，据其当时的旅行日记，对其短暂经停上海的中国印象予以了这样的表述：“上海的访问，使他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种看法。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指1919年的五四运动)部分地可以理解了。……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离开上海不到五年之后，时至1927年2月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爱因斯坦迅即致信会议主办方，明确表示支持大会主旨，坚决反对欧美列强掌握世界大权的国际格局，号召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团结，反抗不合理的国际霸权。

之后不久，又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公然践踏国际约法，攫夺我国东北三省主权。日军还接连制造“一二八”事变，将战火转移至远东大都会——上海，更令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各国人士，对日军的侵略暴行感同身受。曾经在上海有过短暂经停，更在此转赴日本有过专程讲学之旅的爱因斯坦，对此深感震惊忧愤，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拍案而起，奋起呼吁，“主张对日经济绝交以促日本停止对华之侵略”。

及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又接连制造“八一三”事变，战火再度波及上海。同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与曾访华讲学的著名学者杜威、哲学家罗素等联合发表宣言，“世界文明遭受狂暴之破坏，为维持和平道德，特倡议各国人民，组织对日货之自动抵制，不售战争材料，凡足供日本行其侵略政策之事项，当停止合作……今当以种种之可能的援助，给予中国，而使日本撤退在华所有之军队，放弃其对华侵略政策”。

在个人积极声援中国抗战期间，1937年初，爱因斯坦还与杜威、孟禄等15名美国学者，联合致电蒋介石与孔祥熙，请求释放被抓捕入狱的邹韬奋、章乃器等“救国会七君子”。电文中称，“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的朋友的资格，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

抗战胜利后，1947年12月16日，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的中国学者罗忠恕，应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之邀，于当日上午与爱因斯坦面晤。此次会面成为爱因斯坦与中国学界所有过往交集的最后“定格”。

(据《北京青年报》，有删节。)（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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