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他自己的文拿音乐历程来看，过去十年毕竟也不算是不动沉潜蛰伏。2020年他还出过一张专辑名叫《弹词话本》。刀郎的刀按照专辑的卢克自述，《弹词话本》是文拿从2013年就开始筹备的，并且也是不动自己探索运用民歌来阐述现代世界的一次历险。
但人民群众显然更加愿意运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来阐释刀郎，潜伏十年，卢克射出一支复仇之箭更加符合公众的文拿心理期待，也更加符合当下爽剧的不动剧本逻辑。如果说《山歌寥哉》不过是刀郎的刀刀郎在探索民歌与现代生活结合的其中一个音乐历程，那么人民群众岂非都和他一样听了个寂寥？这不符合当下的卢克审美，也不符合当下的文拿娱乐世界。
对于《山歌寥哉》的解读已经远远超出了音乐的范畴，我想也更加远远超出了刀郎自己设置的议题，从最初的对于歌坛四大巨头，那英、汪峰、高晓松和杨坤的报复，开始走向对于他背后微言大义的解读，然后开始逐首逐字逐句地掰扯背后的涵义，然后开始使用各种方式翻唱演义。
《山歌寥哉》已然成为一次音乐界中难得的全民狂欢，这固然是对刀郎的一种赞誉，但何尝又不是对他的一次戕害。艺术作品向来会被寄托观赏者自我精神的各种映照，但把当下世界的所有愤怒、恐惧和不满，全都倾泻在单一艺术家的身上，无论从精神还是现实，都会给他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单是圈子内的嫉妒和眼红，都能够让唾沫星子淹到他的脚踝。
1.
几天前，我曾经解读过《山歌寥哉》。在当下一片沉郁与守成的歌坛之中，《罗刹海市》的确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当下的包括乐坛和社会的诸多现实之中，这既是刀郎自己的勇气，也的确说明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不愿意尸位素餐总是大有人在。
刀郎新歌爆火，我看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苍白衰老
这两天在视频号中刷到了一个人从专业的角度去解读《山歌寥哉》的艺术形态，他提到靠山调是天津的一种唱腔曲调和二人转的一种结合，《颠倒歌》是扬州江都地区的民歌栽秧号子，《画壁》是山西民歌绣荷包调，而《画皮》则是山东筝曲银纽丝调。
从某种程度上说，刀郎的《山歌寥哉》不仅仅是在内容上效法蒲松龄，而实际上在创作方法上都和《聊斋志异》非常相似，都是从民间广泛地收集内容和创作的灵感，从艺术创作者的真诚上而言，确实做到了诚不欺我。
在当下的音乐界中，依靠模仿、粗制滥造、媚俗、撩拨情绪，就能够轻易获得流量的时世中，这样顽强地依靠手工、原创和艰难的研究，去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我的、独特的产品，已经非常稀有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人民群众所附会的四位乐坛大咖，实际上已经距离刀郎远甚。那英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综艺中，叫卖自己并不出众的容颜；汪峰早就已经没有了锐气，他的摇滚没有了愤怒，连成为街头口水的资格都没有，关于他的话题依然停留在上不了头条的公共嘲笑；高晓松虽然因为不可言说的原因远遁他乡，但是没有新作品问世就是他自己最大的软肋，萨伊德就是在流亡中成就自己的伟大事业；而杨坤，请问乐坛里还有这个人吗？
孔子在《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他的话基本设定了中国艺术的基本功能。他谈论的当然是诗经，但是诗是歌，诗是史，诗是文学，诗是艺术，这还需要进一步阐释吗？
我猜想刀郎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引用的作品都是怨，离骚是怨，《临川四梦》是怨，《聊斋志异》还是怨。兴、观、群是在大同世界中的理想，只有怨才是现实生活的需要。
说白了，本来在这个世界上，艺术家、文学家、诗人的作用原本就是一致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怨”，是对于这个庸俗的世界的反抗，是对于精神堕落的愤怒，是对于缺乏理想的不满。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所有优秀的音乐几乎都起源于反叛。爵士乐是黑人的叛乱旗帜，摇滚是白人反战的宣言，嘻哈是年轻一代的革命，温顺的吟唱或者爱情的忧伤，那都不过是音乐在庸俗世界中的临时摇篮，是荷尔蒙时间的商业门票。
当你一旦拥有思想和愤怒，你就会爱上披头士，迪伦，科恩和崔健，而一旦你开始阅读哲学，你终究会陷入巴赫和莫扎特，屡试不爽。
我们今天看见刀郎的山歌或者民间音乐之所以如此新奇而兴奋，只不过我们这里的音乐早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使命，甚至连对于古典中国音乐的源流与资产都已经不屑一顾罢了。
在整个世界上，对于传统音乐的发掘和尊重，并且把它们重新形塑成主流世界的音乐品类，确实才是音乐家本身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日本，朝崎郁恵发掘了冲绳奄美民谣，让它登堂入室，传承给了石川里美，再传给了美少男中孝介，爆火一时；牙买加歌手鲍勃·马利，把民谣雷鬼注入了对美国社会的嘲讽与反叛，把雷鬼变成了世界音乐；法国香颂更加不过是法国本地流行音乐而已，现在竟然成为了香艳音乐的代表；而美国乡村音乐名字本身，就已经说明清楚了它的音乐源流。
当中国的少男少女们煞有介事地谈论雷鬼、爵士、嘻哈、民谣、摇滚的时候，他们可曾仔细咂摸过其中不息的对自我的摧毁与重生？
所以，我对于刀郎音乐的看法依然保持不变：他是一个优秀的、富有责任感的音乐家，而《山歌寥哉》的确是这个时代中罕有的、关怀当下与立志尊重传统的优秀的专辑，但是他远远说不上伟大。
就好像《聊斋志异》本身，蒲松龄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创造了中国文化中一个优秀的文本。但是我们讨论到伟大作品的时候，有《红楼梦》，有《金瓶梅》，有《镜花缘》。刀郎和蒲松龄一样，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文化中优秀的选手，但论伟大，还够不上。
2.
但对于《山歌寥哉》最恶毒的解读，属于网络大V，左派民族主义旗手，反智民族主义苟苟营的当家叉杠儿，唤作卢克文。
在一篇名为《刀郎什么也没说》的稿子中，他有意地把刀郎说成是中下阶层的音乐，而因此刀郎的音乐，是对上层音乐的报复，或者厌弃。
他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与对多元化的仇恨，并不适合在这里展开，但是混淆音乐本身的贵贱与高下之分，显示了他充分的无知与卑劣的底色。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刀郎的爆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社会情绪的移情。人们把音乐可以割裂成为主流音乐与民间音乐，然后以刀郎民间音乐对主流音乐的刺杀，来宣泄对于主流音乐，以及那些从中获得荣华富贵的人的愤怒。所以四大怨种，那汪高杨，不过是一块方便的靶子而已。
《纤夫的爱》、《两只蝴蝶》、《2002年的第一场雪》以及今天的《罗刹海市》，成了卢克文口中的民间音乐，它们天然地只吸引劳动人民群众，按照当时被疯传的那英所说的“不具备审美价值”，成为了“贱民音乐”，与主流社会的“高贵音乐“格格不入。
好吧，他没这么说，但我给他总结出来了。他的意思是，那些贬损他所喜欢的音乐的人，都是胸怀阶级分野的野心家，试图压制民间音乐，毁坏劳动人民的朴素爱好。
我之前说过，中国音乐已经陷入了绝境。而陷入绝境的真正原因，恰恰在于音乐界中不再寻思着如何在音乐的廓域中寻找更加广阔的宇宙，而是在国情与现实的双重压迫中，争名夺利，相互倾轧。
刀郎的真诚本身是对这种压抑现实的反抗，值得我们给与毫无保留的尊重。
但是无论是卢克文，还是广大的或糊涂或懵懂或精明的自媒体与评论家，故意制造阶层分裂和对立，而放弃音乐自身的多元化和评判标准，才是中国音乐堕落并且行将继续堕落的核心原因。
音乐从来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不，准确地说，它的本质是没有贵贱之分的，因为所有的音乐都起源于“歌以咏志“。然而在不同的时代中，音乐被利用于政治、阶级、军事等各种目的，于是成为了有贵贱之分的产品。在《左传》中，音乐用以进行阶层界定的案例比比皆是。
但关键的问题是，随着公众时代的来临，音乐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共产品，贵贱或者阶层化的音乐形态早就已经消亡了，因为至少在制度与法律之中，种姓制式的阶级划分已经完全崩溃，而商业时代的兴起让所有人的音乐都趋向平等。
因为你确实已经无法区分所谓的音乐贵贱。譬如嘻哈，它原本是穷困的黑人少年对白人世界的愤怒，可是现在Eminen成为最成功的嘻哈歌手之一，他是白人，富有阶层。爵士乐起源于棉花田，但是他现在成为了经常出现在富贵阶层的卡内基音乐厅里。《小河淌水》是中国最正宗的民间音乐，是当年的“贱民音乐“，可是它如今却唱响在维也纳金色音乐厅中，你告诉我什么是贵贱？
音乐虽然没有贵贱，但是却明显的是有高下之分的。这就好像每个人都有资格同样地去阅读小说，但是难道小说没有高下之分吗？为什么莫言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而郭敬明是烂大街的狗屎？
每个人都可以去听《纤夫的爱》和《两只蝴蝶》，但是很明显地，崔健的《一无所有》和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就比前面的两首歌高明了几百倍。这有没有阻碍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去欣赏和喜爱崔健，有没有阻碍一个身价千亿或者一个部长喜欢《纤夫的爱》？
显然没有，因为我们可以说，那个工地民工的艺术鉴赏水平，显然百倍地高于富翁和部长。
这就是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之所以迷人的地方。因为当平等和自由同等地降临在所有人身上的时候，每个人灵魂的分野就凸显出来了。富贵与权势并不能给人带来高贵，而灵魂的价值与修养，成为了真正区分一个人贵贱的终极标准。
故意混淆贵贱与高下，一方面显示了言说者的无知与低劣，一方面恰恰显示了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普遍性的价值观混乱。
我想多说两句卢克文。他的流行的确让我内心里非常颓废，因为他我认清了这种叉杆儿还在不断毒化社会氛围的现实。
我知道他耿耿于怀自卑于自己的学历和经历，因此有意地利用一切机会来洗白和吹嘘自我的成就。但是无论怎样的化妆都无法掩饰他皮袍子底下的那个小。
我身边有许多人，从矿工成为了国际摄影大奖的获得者，小学没毕业成为了最优秀的编辑，初中生成为出众的作家，或者我唯唯听命的领导。所以别跟我说什么学历底层农民之类的阶层划分，出身从来就无法成为定义一个人的先决条件。
你20岁的时候喜欢听《纤夫的爱》和《两只蝴蝶》，那是因为青春荷尔蒙的作用和作为人的经历欠缺，我们完全可以笑着理解和疼爱；但是当你30多岁的时候依然喜欢这种毫无营养，缺乏基本音乐素养的口水，你这10多年的时间里，是有多么地放纵与匮乏，以至于长久地停留在肛门期内无法自拔？
出身低不是你的错，但是不学习不上进就是你缺乏教养的根本原因了。就好像依靠臆测和情绪所写作的国际事务评论，把本拉登当成民族英雄的卢克文，他所喜爱的只能是《纤夫的爱》这种低级的音乐，因为他的内心的荒凉，让他根本无法理解更加复杂美好的音乐，譬如崔健，譬如迪伦，譬如刀郎。
他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听不懂。他的智识水平永远留在了20岁时候的青春期，肛门期。
而这，恰恰是这个社会，以及我们的音乐之所以堕落的土壤。不愿长大的国族“群众“。
刀郎的确说了什么，只是以他们封闭的心灵，与粗鄙的能力，根本无从体悟和欣赏。
我只是很遗憾，我们如此丰富和广阔的音乐天地之中，我们本来可以从整个世界中汲取与滋养的音乐，却如此贫乏与困顿，只剩下了刀郎在痛楚地嘶吼，想要努力为中国挽留一些音乐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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