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婷婷/绘
在当代文坛上，著名豫籍作家计文君是向现写作“70后”作家的重要力量。她出版有小说集《化城喻》《问津变》《帅旦》《剔红》等，计文君迎曾获人民文学奖、向现写作郁达夫小说奖等奖项。计文君迎2022年8月，向现写作中篇小说《筑园》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提名作品。计文君迎
小说家的向现写作身份之外，计文君也是计文君迎一名《红楼梦》研究学者，出版有《曹雪芹的向现写作遗产：作为镜像和方法的世界》《曹雪芹的疆域：〈红楼梦〉阅读接受史》等多部《红楼梦》研究专著。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曾评价，计文君迎计文君是向现写作一位很有风格的作家，她能把人生之残酷、计文君迎人之拧巴以及不可言喻的向现写作各种问题，复杂精细又从容地描写出来。计文君迎近日，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专访了作家计文君。
面对当下现实的、新的“叙事冒险”
记者：《寂静与逍遥》这本书收录了您的中篇小说《筑园》，讲述了一个文艺的计算机系男生遇到高德“地图”之后的故事。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被摘选作为中学生阅读理解题目，也有读者认为《筑园》是年度(2021)最佳小说。可否谈谈这部小说的构思以及最终想表达的想法?
计文君：《筑园》能为人肯定和喜欢，让我感到温暖，很受鼓舞。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正在进行的是一种孤单的、没有前例可以援引的写作，没有既定的、成熟的“导航”系统引导的叙事冒险，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人类需要“新故事”，需要对自我可能性的新思考。但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只是不断在继续失去原有已然破碎的各种“老故事”。失去愿景，是如同饥馑战争瘟疫一样可怕的灾难。我想很多人会和我一样，有一种茫茫的“危机感”。现代性“个人”的诞生，对理性的信仰，给人类带来了解放，也造就了今日人类越陷越深的困境，我们无法找到、调动充足且有力的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源，来弥合越来越深重的撕裂，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筑园》大的思考背景，就是面对这样的精神现实，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事实上，自2016年以来，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年轻人当然是这一问题天然且主要的承担者。《筑园》里两位男主人公，和我此前《化城喻》《问津变》等系列的男女主一样，除了各自在社会现实中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讲故事的人”。有着文学写作“前史”的新媒体人艾薇、酱紫和写过小说的辛苦，比较显性，但心理分析师甘田、精神科医生司望舒、影视策划艾冬与程序员“地图”，他们的职业本质上也面临着如何解释世界与“我”的“叙事”问题。
主人公高德，绰号“地图”，有一点游戏概念的朋友应该知道，“地图”在大型网络游戏里，就是“世界”本身;在譬喻的意义上，“地图”也就是叙事。
在《筑园》中，人文信仰与技术理性的复杂运动，结构着辛苦和“地图”内在精神图景，他们遵循内在指引，在现实“力场”中行动，完成各自的命运轨迹。阳光之下无新事，但有新的嘴唇。辛苦与“地图”固然遭遇了各种老故事，悲怆，残酷，但最终他们走出了老故事，走进了一个悬念迭起的新故事。
还是鲁迅的那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人类来说，田园将芜，胡不归?只是“归何处”，既是整个人类文明面对的、庞大的系统性问题，也是具体个人每天都必须面对的身心问题。辛苦在《筑园》的结尾，再度返回“叙事”，于人物，是勇敢地踏上了奥德修斯般的“归乡”冒险;于作者，则是显露了我心底那微末的希望。
接近“直播”、与现实“同步”的写作
记者：以《筑园》为例，您的多数作品中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时代印迹，比如《筑园》中一些有趣的文学评价，当代人的精神焦虑，NPC、AI控制等。请谈谈您对“文学记录时代”这个命题的理解。
计文君：“文学记录时代”，是个简单的事实。难道还有不记录时代的文学吗?现实主义小说家自然是如司汤达所谓是背着“镜子”的行路人，哪怕最不“现实”的武侠科幻魔幻玄幻，“时代的印迹”只怕也穿过皮肉刻到骨头上去了。《红楼梦》“失却朝代地域邦国”，里面一饮一啄一器一物从名称到形制都是虚构的，节气风俗都是生造的，却成了“康雍乾”中国社会的“记录”，成了“封建社会百科全书”。
当然，这是结果论意义上的，对于创作者来说，思考这个命题其实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如何处理自己的写作与所处时代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有的作家是愿意拉开一段距离的，无论是时间的，还是空间的。而我的选择，是迎向现实的。这两种选择本身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别，只是因为作家的精神气质、美学追求和思想、文学资源不同，而做了不同选择。
撷取时代的浮光掠影并不是在记录时代，恰恰相反，只有把花样翻新的现实放到人类的文明坐标系中去观察，充分拉长比对的时间和空间，才能完成准确、有效的文学表达。我近些年的写作，以一种接近“直播”的方式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同步”性质，但纵横比对的坐标系却放得很大，作品的主题也始终围绕着人的终极问题展开。此外，“时代”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譬如我们传播培育出来的10年左右的“断代史学”，就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迎向现实，拥抱当下，于任何写作者，都是一种有难度、有挑战的叙事选择，而在生活中，我却是一个与“现实”始终保持相当距离的人，这反而让我愿意且能够做这样的选择。
私心觉得，用文学语言为时代的某个局部完成独特，且被广泛接受的叙事赋型，留下一个人物、一个概念、一个情景，已然是了不得的成就和罕见的幸运了。
记者：比起高产的作家来，您的作品数量似乎并不太多。在不写作的时间里，对于写作这件事情您会做哪些有效的准备吗?
计文君：大概从2015年前后开始，我开始集中、系统阅读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一次调整和校正，此前的阅读还是人文社科方面的书比较多。当然，比起获取具体的知识，我更为在意的是获取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法。
我的写作，需要大量的准备。尤其是涉及到人类意识、人工智能这样极其专业的领域。虽然我认为，虚构是小说家天然的权利，小说不提供具体知识，只提供经验和可能性，但对真正的知识掌握得越充分，对现实了解得越充分，想象才会更自由，虚构才可以起飞，那是拥有符合力学要求的翅膀在飞翔，而不是一根羽毛随风飘飞。
唐诗宋词、传奇话本是创作的“开口乳”
记者：您的作品包含着浓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元素，如一些小说的名称《帅旦》《剔红》《白头吟》《筑园》。此前也有评论者称，从作品的对话中隐约感受到《红楼梦》气息。可否谈谈中国古典文学对您创作的影响?
计文君：《随园诗话》里袁枚使用过一个比喻：“开口乳要吃得好”，指的是创作者最为原始和根本的文学资源，会深刻影响其精神气质的那部分资源。被归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那些唐诗宋词、传奇话本，就是我的“开口乳”。
这是童年和少年时期阅读自然积累的结果，并非刻意为之。但对于使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我来说，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现在我依然会把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作为日常功课。因为现代汉语是一个“损耗率”极高的语言，有大量的语汇，方生方死，而且非常容易“腐败”，很快就丧失了审美表达力，譬如“岁月静好”四个字，即便在反讽的意义上，用起来只怕也要谨慎了。
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保持自己语言的活力，对于我的创作来说，非常重要。此外我们的经史子集中很多典籍，是我非常依赖的思想资源。可惜力不逮心，中国学问所要的功夫很深，我也只能在门墙之外，沾点光而已。
记者：《红楼梦》是无数读者十分喜爱的古典小说。您作为《红楼梦》的研究学者，有什么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大家分享一下吗?请简单谈谈。
计文君：这也说不上什么成果，但对于《红楼梦》这部书来说，仅仅谈论事实，比深文周纳地“解谜”要来得更加困难。我前年出了一本《曹雪芹的疆域》，这是一本“《红楼梦》传”，梳理了关于这部书的一些基本事实，譬如对“作者假说”的理解、“版本”问题的缘起，以及这部书如何从一个小圈层的“同好”变成国民故事、最终完成现代性身份转化、成为当代中国不可撼动的叙事经典的历史过程。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人物都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之中，剔除了阴谋论和种种猜谜解密，真实的历史时空中的“红楼故事”更加精彩，而且更值得思考。
语言，是评判好小说的重要衡量标准
记者：写作的同时，您也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从一名研究者的视角，您觉得评判一篇小说是好小说的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一个好故事，和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这两者哪个更重要?
计文君：如果从研究者的视角，我认为评判好小说的重要衡量标准，是语言。好的小说语言，优美准确。优美当然不是指辞藻，而是审美效果。语言是一个非常外在的标准，但却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特别是“准确”背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标准体系，不可能抛开人物、主题、结构来谈论语言“准确”与否。
回答“一样重要”，像是句废话。换个说法：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本身。小说是使用语言进行的叙事艺术，“讲述方式”就是此艺术在时间中展开，改变讲述，就是改变其本身。从来没有脱离“形式”而“裸存”的“原故事”，再粗糙原始的讲述方式也已经有了形式。同样的原因，艺术成就越高的小说，我们越难复述，越难从中抽离出一个“好故事”。
记者：当下有很多各类文学奖项，如世界级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一个省份、一个城市也有文学奖。最近比较受关注的是刚刚揭晓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您如何看待这些文学奖的现象?
计文君：我把严肃的文学奖项看成一种广义的文学批评，是一定时期内特定人群对文学作品进行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当然，这是相对比较内部的一种看法。在社会层面上，文学奖根据其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强弱大小，更为主要的功能应该是传播，譬如在相应的范围内弘扬某些文学价值，引导阅读趣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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