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推高油气价格机制及其溢出影响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不是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油气生产国，其直接接壤邻国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也均非主要油气生产及出口国，只要这场冲突不导致海湾主要油气生产国直接卷入发生大规模战乱，就不至于破坏该区域油气实际生产能力，影响国际市场油气价格主要是4月份开始的OPEC+九国原油减产计划年底延期与否。
西方国家全方位制裁俄罗斯，西方国家能源、环境政策严重抑制国际油气公司勘探开发投资，外加其他一些技术性问题，这一切本已导致OPEC+组织近年实际原油产量一直低于其产量目标。沙特从5月开始自愿减产50万桶/日，延续到2023年底；俄罗斯将原定6月到期的50万桶/日额外减产延续到2023年底；伊拉克额外减产21.1万桶/日；阿联酋减产14.4万桶/日；科威特减产12.8万桶/日；再加上减产幅度小于10万桶/日的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阿曼、加蓬4国，上述OPEC+九国减产幅度合计165.7万桶/日。加上去年11月份开始的200万桶/日原油减产计划，OPEC+减产计划总量达到366万桶/日，相当于全球原油需求的约3.7%。
4月份原油额外减产计划于2023年底到期之后是结束还是延续甚至加码，已成为决定当前乃至明年相当一段时期内国际市场油气价格的关键，其中沙特的立场、态度又是关键中的关键；而沙特是否延续原油减产计划，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及与之挂钩的美国-沙特关系谈判结果。如果美国同意满足沙特方面提出的某些关键要求，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沙特有很高概率同意年底结束原油减产计划，以换取上述结果。但随着巴以冲突爆发与升级，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谈判全面暂停，很可能暂停相当一段时间，甚至达到数年，沙特在年底延续原油减产计划的概率也就随之大幅度上升。
国际市场油气价格居高不下，甚至进一步上涨，直接结果是包括欧美西方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甚至继续攀升，包括美欧在内大多数国家货币政策继续，进一步深陷“抑通胀”与“稳增长”双重目标的冲突两难之中，其紧缩货币政策将不得不延续更长时间，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码。对于美欧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力推的“再工业化”进程受阻，其国债偿债成本、发行难度也将因持续高利率而上升。而持续高利率对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安全性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国际市场油价和利率高涨，非石油输出国发展中国家受创更深。因为它们不仅要承受西方国家因此而承受的负担，且美元因高利率而对几乎所有货币保持强势，导致其本币对美元将继续保持弱势，甚至更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其以美元计价的进口折算为本币后涨价幅度更大，通货膨胀压力比欧美国家更重，跨境资本外逃压力也会居高不下。
在此基础上，鉴于今年中国和东亚粮食主产区遭遇的杜苏芮台风等打击超过历史通常水平，欧洲今年气候灾害较重，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巴西亚马逊河流域今年遭遇大旱，如果中国秋粮收成最终结果不如人意，欧洲、北美、巴西粮食收成也因今年的恶劣天气而歉收，国际市场粮价将在高位进一步上涨。粮价、油价叠加，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放大。
警惕巴以冲突溢出切断苏伊士运河的潜在风险
苏伊士运河是全世界运量最大、最重要的人工通航运河，多年来全球14%的贸易量要通过这条水道进行，但如此重要的航道却位于动荡的中东，这就决定了它自问世之初就时刻面临多方角力和航运被人为中断的风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伊士运河航运中断也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中断近8年之久。1967~1975年苏伊士航道中断期间，欧洲与印度洋沿岸、东亚的海路贸易只能取道好望角，绕行整个非洲大陆，耗费时间和运费大大增长，也刺激了航运业界为降低成本而订购超级巨轮。
今天，苏伊士运河全面重开已有48年，埃及政府除了不断改进导航管理体制、设备以及运河沿岸地区供水供电能力之外，还大举疏浚、拓宽运河航道，塞西政府上台执政后不久就投入巨资开凿了新苏伊士运河航道，对运河防卫也分外看重。
然而，地处西亚北非阿拉伯世界，苏伊士运河始终无法完全逃脱政治动荡的潜在风险。苏伊士运河遭遇暴恐袭击而被堵塞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巴以冲突的溢出冲击引爆埃及大规模内乱、进而导致苏伊士运河被切断的潜在风险也不可忽视。塞西政府上台执政已满10年，当初的“改革红利”濒临耗尽；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新一代年轻人成年，人口过多、水和其他资源不足的“马尔萨斯陷阱”问题再度凸显，并因当前的通货膨胀、粮食危机、国际收支压力等问题放大，这些潜在危机是否会因巴以冲突而引爆？
冲突爆发以来，塞西政府严阵以待防范风险冲击，严禁加沙难民入境，从这些防范措施来看，这场冲突在埃及引爆颠覆性动乱的风险较低，但仍然不可忽视，尤其需要加强防范针对运河航行船舶的暴恐袭击。
巴以冲突将在多大程度上阻碍沙特等海湾国家非油气产业发展转型
发展非油气产业，特别是发展以新兴技术装备的产业，是沙特等海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要想实现非油气产业发展转型，他们客观上都需要把资源投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通过置身“新冷战”企图之外和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为自己创建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当前世界新能源产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巨大的规模，并保持着可观增速，核能可望重获发展动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正在经历奔腾式增长，我粗略估算认为10年后仅中国市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替代的石油年消费量即可达亿吨以上，这些形势发展正在向海湾国家施加越来越大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
然而，当前这场冲突打断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迫使沙特等海湾国家向非油气产业的发展转型迟滞，进而将抑制沙特、埃及在中东区域格局中的地位，而有利于抬升土耳其、伊朗的相对地位。至于这场冲突的迟滞效应延续时间、程度，尚待继续观察，不排除可能迟滞数年甚至10年以上的可能。而面对这样的风险，海湾石油输出国的理性决策应该是加大对中国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国家的投资，以求“搭车”，以此至少部分替代受阻的国内新产业投资计划，对冲上述风险。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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