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唐都长安的长安商业区是依照前朝“分区、方整，商的情调左右对称”的业区有分异国方法，以南北走向的唐都“朱雀门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而设立的长安。居于皇城东南的商的情调叫“东市”，居于皇城西南的业区有分异国叫“西市”。考古工作者的唐都实地勘察告诉我们：两市的平面皆呈长方形，而且大小相若。长安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商的情调东西宽924米;西市南北长1031米，业区有分异国东西宽927米。唐都两市的长安四周均有夯筑而成的围墙。围墙内辟有沿墙街和4条16米宽的商的情调“井”字形交通干道，将每市切割成大小基本相同的9个方块。除了市的中心建有当时的市场管理机构“市署”和“平准署”之外，其余的方块皆是商店的所在地。市内的商店多面街而立，铺面的大小不尽相同，大者10米有余，小者仅3米左右。在诸多的商店之中，凡经营同类商品的店铺皆相对集中，并建立标牌(即所谓“建标”)，题写行名;每“行”之间，筑有土墙(即所谓“立候”)。划定各行的占地范围。另外，每条干道的两侧还修有排水用的明沟，与店铺间小巷内砖砌的暗沟相通，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每市均四面开门，八个市门恰与干道的两端对接，构成了“棋布栉比，街衢横直”(见《长安志》)的格局，与全城的整体建筑规划谐调而又统一。

这种封闭式的、宛如棋盘上的方格一样的格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唐王朝的建立，特别是在“贞观之治”以后，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过去那种“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见《考工记》)的传统做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商品交易日趋社会化的要求。于是，统治者便精心设计出这种以官衙为中心，以店铺为拱卫，整齐对称，既体现皇权，又便于统一管理的市场格局来。

市中的经营者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政府派出的官商;二是由国外而来的“番商”;三是“前店后坊”的作坊主;四是搞转手贩卖的坐商;五是由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行商。正因为经营者的身份不同，进货的渠道不一，所以，货物的品种异常繁多。丝绸、服装、珠宝、首饰、药材、皮货、漆器、竹器、陶瓷、书画、薪炭、饮食……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尤其是那些来自异域的番商，他们不仅带来了本国的土特产，还将许多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饮食，如“胡饼”、“毕罗”(即抓饭)、“三勒酒”、“龙膏酒”等传入中原，不但丰富了花色品种，而且使长安的市场增添了几分异国的情调。

在长安的两市中，除了有大批的售货商店之外，还有加工、寄卖、典当之类的专营商店和与之相应的金融机构。位于西市的“麸门”，就是粮食加工与销售相结合的兼营商店;《霍小玉传》中所提到的“货钗”的“寄附铺”，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寄卖店”。当时还有一种代客寄存钱财的店铺——“柜坊”。存客一旦需用钱财，只要出具“书帖”或“信物”，收款人即可凭此去“柜坊”兑钱。这种“柜坊”已明显地具有了金融机构的性质。至于两市流通的货币，除了带有支票性质的“书帖”和“信物”以及“通宝”之外，“绢帛”也是当时用以流通的“货币”。元和六年(811)唐宪宗曾下令：“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见《旧唐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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