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走乘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东风实施，旨在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西北工业建设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开发建设大西北形成热潮。走乘一批来自各行业的东风西迁人远离故乡、不计名利扎根大西北，西北为陕西、走乘为西部、东风为国家的西北经济恢复发展和共和国的不断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迁，走乘这个因特殊年代而诞生的东风词语，诠释着西迁人爱国、西北忠诚、走乘奋斗、东风奉献的西北故事，挺起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坚毅不屈的脊梁。60多年过去了，西迁人扎根黄土地，枝繁叶茂，创业奋斗的精神薪火相传。航空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便在这股西迁洪流中，默默为国家航空国防事业奉献着。

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

今年4月22日，航空工业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这个被叫作618所的院内因为一个消息显得有些不比往常。

这天，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考察，和西迁老教授亲切交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迁精神’的充分肯定，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和振奋。”618所负责人说，西迁60多年来，618所几经搬迁，扎根陕西，创新开拓，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618所航空人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

“走，乘东风，到大西北去！”已经83岁的王德金老人依然记得1958年从北京西迁时，同志们在单位贴出的这个标语。

“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在德胜门里二机部四局院内的一栋楼里办公，环境非常好，雕梁画栋，小桥流水，我记得水里还有很多鱼呢。”618所首任所办主任王德金回忆说。

618所的前身是二机部四局航空仪表设计室（代号为第三研究设计室），主要负责独立自主开展军用飞机的航空仪表设计工作。设计只有和工厂紧密结合，不断试验才能制造出合格的产品。此前，在兰州费家营，一个代号242的工厂也刚刚建起。在“通过试生产，促进建厂任务迅速完成”的指导思想下，1958年12月，四局决定仪表设计室全体迁往兰州，与242厂结合，以加速研制工作。

“接到西迁通知，大家都是无条件服从。那时，人们只有一个想法，国家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安家。”王德金充满自豪。

“刚开始的时候，242厂在河滩地建的厂房，周围一棵树也没有，刮起风来风沙打在厂房玻璃上，唰唰直响。” 81岁的刘纪民老人回忆说，那年，他毕业去北京单位报到，被告知要去兰州实习。“到兰州报到时，242厂有人告诉我说，还实习什么呀，你们单位都迁过来了。”刘纪民笑着说，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没有理由不去报效国家。

和刘纪民有同样经历的还有詹毅和王家骏。他们毕业后分到了第三研究设计室，满怀喜悦地订好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还没有上火车，就接到通知让我们直接去兰州报到。”詹毅说，“我和王家骏到了兰州，却找不到单位，打听了几个政府部门也不知道。经过一番周折，我们想到去邮局查查自己的档案寄到哪里了，才知道档案寄到了242厂，这才算找到了单位。”

从“一张白纸”到自主设计制造

那时，兰州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每人每天只有7两粮的定量，但是大家仍在加班加点工作，加班时捧着一杯开水充实自己空虚的胃，工作劲头一点都没减。采访中，老人们回忆着。

“当时，生活的艰苦程度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杨凤英和爱人李树桐接到西迁兰州的通知后，将6岁半的儿子、3岁半的大女儿和1岁半的小女儿交给婆婆，把被子、枕头和几身换洗衣服打成背包，义无反顾出发了。“后来，我们又迁到阎良。安顿好后，婆婆带着三个孩子就过来了，小女儿见了我还叫阿姨呢。”杨凤英笑着说。

那时中国的航空工业机载仪表专业还是“一张白纸”，硬是让他们蹚出属于自己的路。

“当时不少国外引进的产品都很贵重，里面用的贵重金属多，比如说镍。但我们国家的稀有金属比较稀缺，我们就从实际出发，设计更适合的产品。”时永流老人回忆说。

“我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是设计飞行模拟器的转台。当时外部环境不好，但我们没有停下研制的进度，一鼓作气做出来了。”提起多年前的项目，80多岁的老人王小培眼中仍闪耀着喜悦的光芒，“后来我们又做出了电动、液压转台，研究出了激光测角仪、数模测角仪。”老人如数家珍般谈起自己参与研究的一件件产品。

由于242厂有仿制驾驶仪的生产任务，加上工厂初建，缺乏搞科研的条件，房舍也十分紧张，第三研究设计室借住工厂的“半边楼”，住宿和工作都在一个房间。晚上睡觉，白天卷起铺盖就在床板上工作。在这种条件下，大家凭着满腔热血和报国热情，突破了技术瓶颈，硬是设计制造出了中国自己的飞机自动驾驶仪。

1959年6月，第三研究设计室调研后向四局提交报告。报告提出：“为使航空仪表研究设计工作能及时、快速的发展，为减少国家投资，利用阎良空军第十一航校搬迁后留下的大量房屋建筑，三室迁到阎良是适宜的，搬去就可开展工作。”

三次搬迁，多个行业第一

196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工业学校的汪德才，因学习优秀，毕业当年被学校领导挽留留校任教。但在四个分配选项中，他把留北京作为第四志愿，第一志愿选择了去兰州费家营。

“我都买好火车票了，却没有去成兰州，而是直接去了阎良。那时候，大家都铆足了劲头，想着早一点拿出产品，建设空军。”汪德才说。

1974年，首都机场要安装引进国外的飞行模拟器，汪德才奉命带队去北京完成安装调试。刚开始，一切还都顺利，后来外方技术专家说中国的电源系统不合格，需要再买他们的电源系统。

“你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了！”汪德才他们没被牵着鼻子走，找来国内相关专家做了多次测试，发现中国的电源系统各项指标都合格。于是便向上级汇报，与外方开始谈判。

“谈判前，上级领导给我们打气——中国人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气派！”汪德才回忆着当时的情景，“那次谈判，赢了。不用再买他们的电源系统，也给国家省下了外汇。”

时光荏苒，60多年过去了，在黄土地上扎根的西迁大树已然根深叶茂，几度春秋，岁月沧桑，当他乡已经变成故乡，那些乡音未变却鬓发皆白的人们依然初心不改。

随着阎良所区人员不断增加和科研生产能力的不断发展，为了适应国家航空仪表、自动器研制工作的发展需要，从1965年7月开始，618所陆续迁入户县李家庄，工作条件也越来越好了。

从1958年至1965年，从北京到兰州到阎良再到户县，从设计室到研究所，从十几人到上千人，从几台设备到上百台设备，前后历时8年，完成三次大规模的搬迁，618所人克服重重困难，创新和创造了机载行业的多个第一：先后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套自动驾驶仪621自动驾驶仪、新中国第一套机载全状态惯性导航系统523惯性导航系统、新中国第一台高精度液压三轴飞行模拟转台664A，先辈们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奉献了最美的青春年华。

如今，618所已是一所三地的运行模式，拥有先进的导航、制导与控制技术研发能力，今年的产值即将突破60亿元。618所工作环境的变化，也正是共和国几十年来不断发展强盛的真实写照。（陕西日报记者 吕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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