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荆楚文化是荆楚长江文化的杰出代表——专访著名文化学者刘玉堂

刘玉堂（受访者供图）

《楚脉千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学者名片

刘玉堂，著名文化学者，文化文化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长江出代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表专湖北大学湖北文化建设研究院院长。访著其撰写、名文主编的化学《荆楚文化志》《世纪楚学》《长江文明之旅》分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第九届湖北省优秀社科著作一等奖和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玉堂

“在世界难以数计的荆楚江河中，幸有长江，文化文化以其无与伦比的长江出代能量，释放出文明星空未曾消逝的表专曙光！”

“她俨然丹青妙手，访著勾勒出青藏文化的名文凝重庄严，挥洒出巴蜀文化的化学达观奔放，涂抹出荆楚文化的浪漫奇谲，点染出吴越文化的绮丽清朗！”

刘玉堂笔下诗一般的文字，被镌刻在长江文明馆展厅的墙壁上。

长江文化有着怎样的特质？荆楚文化在长江文化体系中是怎样的存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城武汉应如何发力？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近年来成为热门的长江文化研究，愈发受到重视。

2月15日，长期致力于楚文化、长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的刘玉堂，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畅谈他的思考。

长江文化的特质：创新、进取和开放

“放眼全球，长江文化研究受到重视有其必然性。”刘玉堂说，在国际大文化格局中，流域文化的研究已成世界性潮流。长江作为世界第三大河流，其流域文化研究受到重视是势所必然。

刘玉堂称，广义的长江文化，指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作为一个时空交织的文化复合体，长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质。经深入研究，他将其概括为三个词：创新、进取、开放。

刘玉堂认为，长江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他举例说，水稻的栽培和推广，是长江流域为人类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也是在长江流域创立的。在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过程中，长江流域更有创榛辟莽之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的根据地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中国现代史上不少重大革命活动和历史事件也都发生于长江流域。

“一种文化是否具有进取的锐志，是决定它是否具有超前性或前趋性发展力量的重要标准。长江文化正是一种锐意进取、矢志开拓的文化。”刘玉堂从长江文化的第一个辉煌期——春秋战国时期讲起。他称，无论是巴蜀北抗秦陇、内结羌濮以至成为西南强国，还是楚国筚路蓝缕、转弱为强，一跃而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之长，或是吴国的北进西突、东拓南征和越国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都表明了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分别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此外，长江文化的进取特质在中华文化迈向近代文化的变革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可以认为，在中华文化进行社会体制变革、走向近代的探索中，长江文化一直是居于前潮。

“创新也好，进取也好，一种文化如果离开了开放精神，终究会停滞萎缩乃至消亡。”刘玉堂说，长江文化的开放性，体现在它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恢弘气度。以楚文化为例，楚人以“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博大胸怀，择善而从，为我所用。有学者称：其文化主流虽可推溯到祝融，但其干流是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支流则为蛮夷文化，三者的交汇合流，才构成了典型意义的楚文化。秦汉以后，长江文化的开放精神有增无减：在中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中，长江文化积极汲取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内容，率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在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演绎出一出出波澜起伏、雄奇壮观的历史活剧。

楚文化精神与长江文化特质高度一致

《楚脉千秋》是一本大家写的小书，出版不到两月，5000册销售一空。

主编刘玉堂在书中将楚文化精神概括为六点：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大象无形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上善若水的和谐理念、九死未悔的爱国情怀和一诺千金的诚信品格。

“楚文化是先秦时期长江流域争奇斗艳的文明之花之一，其精神内涵中的进取、创新、开放，与长江文化的特质高度一致。”刘玉堂如数家珍地举例介绍，楚国立国时，方圆区区五十里，国君爵卑位低，只能在周天子举行的诸侯盟会仪式上默默看守祭天的火堆。凭着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不断开疆拓土，数百年后，其疆域囊括半个中国，“地方五千里”，成为屹立世界东方的第一大国。

楚地还创造了诸多“之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权县，为楚国所设。战国时期楚国政治领域的标志性事件——吴起变法，比著名的商鞅变法早30余年。楚人修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期思陂是我国第一个社会性的农田水利工程；芍陂因规模宏大，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

楚人对其他优秀文化兼收并蓄，楚国贵族墓地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是中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信物。

“荆楚大地不只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还是远古人类重要演化地、三国文化的富集地、辛亥首义文化的发生地、红色文化的繁盛地、佛道文化的昌明地、山水文化灵秀地、南北文化交融地。” 刘玉堂说。此外，荆楚文化对中华科学与技术也作出了巨大贡献，集中体现在农耕、青铜、茶叶、活字印刷和医药等多个方面。“可以说，荆楚文化是长江文化的杰出代表。”

武汉应强化长江标识 凸显英雄之城风采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武汉的别称“江城”，早在唐代李白的诗句中就出现过。

刘玉堂称，从长江局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再到大型企事业单位、文化产业等，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或者新时代，武汉不少地方都打上了长江的印记。但他认为，武汉还需进一步强化长江标识，下大力气挖掘、培育与长江相关的驰名商标、地理标志产品等。同时，在武汉滨江文化空间要进一步提炼长江文化核心符号，重塑人与江的“地方依恋”。

刘玉堂还深情呼吁，要进一步凸显英雄之城的风采和影响力。他在《行走江城》一文中写下激情飞扬的文字：武汉是一座英雄城市。禹功矶上的“天书”，铭记着大禹力挽狂澜的伟绩；天下第一神箭手养由基曾在东湖岸边箭发雁落，蜀汉大将关羽曾在伏虎山下卓刀成泉，一代雄杰岳飞曾在蛇山之腰运筹帷幄，辛亥首义将士曾在三镇血染衣冠。“二七大罢工”的风雷，尽显江城人民的英雄虎胆；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保卫战，谱写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不朽诗篇。“九八抗洪”，镌刻了江城人民力伏洪魔的壮举；“庚子抗疫”，大武汉英雄城市的形象，永远屹立在人类悲壮记忆的空间。

(责任编辑：综合)